第139章吸引 (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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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乱世英雄,李靖并非出身草莽,他的祖、父都是刺史或太守一类的地方大员,他的舅舅更是了不得,是隋朝灭陈主将、敢于贺若弼争功、死后成为阎罗王的韩擒虎。 李靖自幼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战略眼光和战术素养,对此我们不必过多评价,只要听听隋朝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对他的评价,就可大概推断他是什么人了: 舅舅韩擒虎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此人矣。”——可以与孙武、吴起这些大军事家比肩的,就这小子了。 吏部尚书、隋朝名臣牛弘说人有王佐之才。 隋初第一宰相杨素拍自己座的床(古代的床不完全是用来睡觉的)说:“卿终当坐此。” 在攻下长安之后,李渊做了一件事,虽然这件事没有、也不会对处在上升期的李渊集团造成什么不良影响,但也绝不是什么好事。这也暴露了李渊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残忍性(这话说得好象阶级立场十分坚定)。 李渊在刚一从太原起兵之,毁了李家的五庙(皇帝追封七代祖先,李渊是公爵,追封五代 李渊听了这个噩耗,顿足捶胸,差点背过气去。为了革命,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李智云,现在连祖宗都没了。革命也好,义也好,为什么?都为光宗耀祖啊,现在祖宗都没了,你显摆给谁看啊? 所以,李渊对万恶的长安留守府就充满了仇恨。现在,长安拿下了,可以报他的血海深仇了。 可是,长安留守卫文升已经病死,何况,老卫的官声还是相当不错的。 死了就算了,但活着的,一个也跑不了。 十一月十一日,就是在光棍节这天,李渊逮捕了长安副留守,宣布他们贪赃枉法、罪大恶极,要镇压。 可是,全长安人都知道,这两个人,为官清正,十分刚直。 但没办法,李渊他们是黑的,就是黑的,谁说也没用。 于是,这两个白人就被李渊以黑人的名义处斩,他们用自己的性命,承担了隋府对李渊的刨祖宗之仇和杀儿子之恨。 李渊和他姨夫杨坚一样,尽管统一全国,给了老百姓活路,但从本质上讲,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说谁黑,都不是好东西。李渊攻占长安,开始了他短暂的权臣生涯,因为不久之后他就自己当皇帝了。 和历史上所有的权臣包括曹、高欢、杨坚这些人一样,李渊一方面享受自己的婊子生活,另一方面还忙着给自己立牌坊。 公元617年十一月十五日,李渊遥尊隋炀帝杨广为太上皇,奉隋帝国代王杨侑登极为帝,是为隋恭帝。这一年,杨侑只有十三岁。 两天之后,李渊就任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全队最高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尚书令(全国最高行政首长)、大丞相,晋爵唐王(之前是唐公),假节钺。从而掌握了隋王朝的实际权力。 我们之前说过,假节和假钺都是皇帝锡给权臣的重要身份象征和实际权力,但实际上,节和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权力和身份也有差别。 假节,可以在授权范围内部分行使皇帝的权力,但假黄钺则可代表皇帝对违抗命令的高级官员进行严惩,包括杀头。简单说,假钺的权力比假节要大得多。 新任的隋恭帝还下令,全国大小事情,不管是行政的,还是军事的,是司法的,还是立法的,或是人事的,统统由唐王一个人说了算,皇帝只保留关于祭祀的最终决策权——这个恭帝,真够“恭”的,还不如当今君主立宪制的小国国王,如英国女王或本天皇。 当然,这个“恭”是在杨侑同志不幸去世之后,由后人根据他生前的表现,综合给出的一个谥号。在他活着的时候,断然无法叫自己一声“隋恭帝”的。 李渊志得意满,但他深知,现在远不到躺床上睡大觉的时候,且不要说皇帝小同志杨侑与自己同床异梦,河南的李密、山西的刘武周、湖北的萧铣、武威李轨、金城薛举及薛仁杲、河北窦建德、幽州罗艺、江淮杜伏威以及朔方梁师都,这些割据势力,哪个是好惹的? 他令长子李建成为世子,次子李世民为首都地区军政长官(京兆尹)、秦公,四子李元吉为齐公(三子李玄霸早死,五子李智云在太原起兵的时候被隋军捉送长安斩首),开始以长安为中心,向全国开始渗透和辐射。 就在李渊紧锣密鼓地开展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时,瓦岗军的李密也没闲着。他与隋军在洛阳城下展开了殊死搏斗,把隋朝大将刘长恭打得灰头土脸,到越王杨侗处去请罪;河南剿总司令长官裴仁基干脆携子裴行俨(即隋唐演义中勇猛无敌、位列隋唐第三条好汉的裴元庆)投降,占据了兴洛、回洛仓两大粮库,势头猛得很。 当然事务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期间,瓦岗军也有挫折,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回洛仓的得而复失。裴仁基投降之后,李密派他去占领了洛阳的粮库回洛仓。此时的洛阳,有完备的防守工事,有整仓整库的金银珠玉,有堆积如山的绫罗绸缎,但就是缺乏粮食,城内军民大眼瞪小眼,看谁都象大饼。为了抢粮食,隋军都疯了,不要命地出来与裴仁基玩命,老裴一个大意,大败而归,刚到手的回洛仓丢了。隋军立马倾巢出动出去,把粮食全部运回了城里。 李密不觉得有什么损失,安抚了一下败回的裴仁基,亲率秦叔宝、程知节、罗士信和裴行俨四员猛将,又将回洛仓夺了回来。 回洛仓失而复得,这个小战役对李密来说固然是小菜一碟,但李密没有想到,回洛仓的短暂丢失给自己的攻取洛阳战事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后果,甚至,李密一生的兴衰也在此拐了一个U型弯。 因为,在洛阳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候,就是困死洛阳守军,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而现在,洛阳城有粮食了,军队+粮食=战斗力,洛阳守军完全可以跟李密死扛,拼给养,拼消耗,同时等着江都的隋炀帝杨广给他们派来援军。 越王杨侗时常喃喃自语:爷爷不会忘记我们的。 杨侗是对的,隋炀帝杨广确实没有忘记他亲自命宇文恺督建的东都洛阳城,他派了他最信任的人来洛阳解救杨侗的危局,他已经走在路上了。 这个人注定将成为李密的克星。 他的名字叫王世充。 王世充其实不姓王,就象史大奈不姓史一样。他原姓支,是西域的少数民族兄弟,估计样子也和现在的疆人一样,长得充满了异域风情。只因为他的爷爷早死,奶奶带着他爹改嫁给了一位姓王的老先生,所以,他爹就跟着这位后爹姓王,所以,支世充也就跟着姓王了。 这样,支先生的父亲王老爷子,就不再是郭德纲相声里的笑话了。王世充不是个好东西,不是好东西的程度可与云兴定先生相提并论,所以,这二位隋末缺了大德的代表人物才会不久后有过一段君臣情缘。不过,论起狡猾和阴毒的成份,王世充可比云定兴强了无数倍。 王世充谗佞,最符合隋炀帝杨广的口味,说话做事让杨广感觉整天泡蜜罐子里,都要得糖尿病了。于是,杨广认为老王很老实,也很干练,能力出众,还忠诚,这样的绝世人才不用,那用谁啊?于是,王世充就被派来援救洛阳了。 实际,王世充不想来,谁不知道李密不好惹啊?不过,没办法,硬着头皮也得来啊。不想,这一来,居然成就了自己的一番“帝王大业”。 就在王世充走在征伐李密的路上的时候,李密也在考虑一个问题,一个战略问题:是在这里与敌人缠头,拿下洛阳,还是径取长安。 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也是一场赌博,赌赢了,称霸天下,青史留名;赌输了,身败名裂,屠戮满门。 帮李密提出这个战略规划的人是柴孝和同志。 柴孝和不是一般人物,如果说拿李密比作刘邦的话,那在他的阵营中,秦叔宝和程知节他们是韩信,祖君彦是萧何,则柴孝和就是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他给李密出的这个战略规划来看,柴孝和的战略眼光在李密之上。 李密仔细考虑柴孝和的意见,最终的结果是先不忙决定,先看看形势。 其实,李密不是不知道,径取长安,从战略上讲是唯一正确的路。当然他作为杨玄感的首席谋士,就为杨玄感出过类似的主意,只是愣头青杨玄感看不到那么远,没有听众而已。 但是,李密担心两个问题。 一个是外部问题,敌人势力还很强大。一旦自己率军西进,那留守的诸将能否镇得住局面,而且,自己的部下都是关东人,会不会愿意跟着李密去打长安?连洛阳都打不下来,打长安有把握吗? 另一个问题是内部问题,是李密长期以来的心病,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那就是瓦岗军内部的山头问题。 瓦岗军的山头问题有点类似于水浒传中梁山的山头问题,只不过相对简单一些。瓦岗的将领们,从参加革命(上瓦岗入伙)的早晚分成三个山头,一是翟让创业期间的元老们,如单雄信、徐世勣等人,二是李密来了之后入伙的秦叔宝、罗士信、程知节等人,三是陆陆续续归顺的各山大王们。 如果自己带兵到长安,谁能保证这支队伍还是完整的,还能拧成一股绳,或者还是他李密的? 所以,李密犹豫不决,正在他进行痛苦的思想斗争的时候,王世充到了,从此,他便再无暇考虑这个对瓦岗军来说至为重要的战略问题。于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样从李密的手边溜走了。假设李密挟连胜之威,率军直奔长安,必有无数反隋势力象江河归海一样归附到他的队伍中,长安空虚,代王杨侑年少,卫文升病入膏肓,首都可一鼓而下,到那时,再号召天下的“十八路反王,三十六路烟尘”西入长安,天下可传檄而定。 这样的话,在太原起事的唐公李渊还处在进军长安的路上,长安已经归李密,李渊还有染指的机会吗? 当然,以上都是假设,历史不容假设,这,是历史最大的魅力。 李密在经略河南河北各地的时候,召降了武阳郡丞(市府秘书长)元宝藏,元宝藏命自己的手下一个文职人员写信给李密,一是表忠心,二是提建议。 李密看信之后十分高兴,因为这个写信的人的文采、谋略都十分出众,李密虽然生在乱世,各种各样的奇人见了一箩筐,但象这样突出的人物,还没有见到过。于是,人还没有见面,李密就决定任此人为文学参军(部队文艺参谋)。 后来的事实表明,李密作为反隋割据力量第一人,确实有他识人方面的独到眼光,他看上的这个人,日后成为唐帝国的宰相,为大唐的建立和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个人是魏征。 魏征也是隋末唐初的超级猛人,因为他也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王世充是这一年的秋天到达洛阳的,他带来的共有五万左右的江淮精锐——这充分说明隋炀帝杨广对洛阳战事的重视、对孙子杨侗的牵挂和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的高尚情——因为他自己所在的江都都要被盗贼占据了,还想着北方,实在难得。 王世充与洛阳守将刘长恭胜利会师,隋军士气大振,与李密的瓦岗军隔洛水对峙。 对峙了一段时间之后,王世充决定先给李密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自己隋军统帅的地位不是只靠谗佞得来的。 但是,王世充得到的是李密的当头一棒。 王世充趁着冬天的严寒和茫茫的夜色,悄悄渡过洛水,在黑石扎营。在瓦岗军乱哄哄刚上岸的时候,突然冲出,将李密军打得大败,军士纷纷落水淹死,其中包括瓦岗军的大战略家柴孝和同志。 情急之中,李密只是派了一小部分人回到自己的大营固守,自己亲率精兵直扑王世充的黑石大营。驻防黑石大营的隋军兵力单薄,顿时慌了,一连燃起六支狼烟告急。 这下王世充急了,这是什么打法?跟我玩命?我攻你的大营,你居然不顾,反而跑来拼死攻我的大营。对不起,我不玩了,我得回援。 就在王世充匆匆忙忙回援大营的路上,李密的军队毫不意外地出现了,这是一场教科书一样的战斗,典型的围魏救赵。 在李密不要脸兼不要命的王八组合拳的打击下,王世充典型大败,伤亡惨重,败回了洛阳城。我们反对对日系车的打,是尊重人家买本车的权利,同样,我反对对赴日旅游者的暴力,包括行动暴力和语言暴力,我们也应该尊重人家赴日旅游的权利。 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让情况更加复杂。 承认普世价值的国家,其安定和平幸福的局面不是靠暴力换来的。当然,如果你一定要抬杠的话,也可以翻出几百年前的血腥老帐,我无语。 看看最近才实现普世的南非,看看被迫害了几十年的曼德拉对迫害他的人做了什么,你就能感悟到,真正强大的力量在内心。王世充逃回洛阳城之后,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小王爷杨侗同志砍他的人头。但之前刘长恭战败的时候,是杨侗及时安抚了他;今天王世充战败,杨侗自然不会怪他,象对待刘长恭一样,对败军之将王世充进行了安抚。当然,安抚是有的,老人精王仁充也能从中读出杨侗的另一个意思,别待着了,休息休息,再出城打吧! 如果越王杨侗能够穿越到以后的话,他会毫不犹豫趁此机会将王世充起来,推出门去,一刀砍死。这样,他以后就不会受这个极品人渣的气,还乖乖把帝位让给他,最后死在他的手里。 可惜,小杨侗不仅不会穿越,他连水晶球也没有。 在的强大压力和王世充自身的愧疚恐惧之下,王世充再次出城,向李密发出战争威胁。距离上次他的洛水惨败,相隔了整整两个星期。 这次战斗很快就分出了胜败,王世充继上次大败之后,再次大败。我已经不愿意再叙述战争经过,因为简直是瓦岗军的战斗模板:翟让诈败,隋军追赶,李密率王伯当和裴仁基的伏兵突然杀出,将王世充又一顿胖揍,这位混世魔王被打得鼻青脸肿地逃回了洛阳,从此再不敢与李密叫板。 回到洛阳,王世充又惊又怕,既不敢再与李密对垒,又不敢去面见越王杨侗,度日如年,只盼着哪天老天开眼,赶走自己的冤家李密。 王世充不知道,他所祈求的事情将马上发生,但这一次,帮助他的人不是老天爷,而是李密阵营里的人。 此人是翟让手下的作战指挥官,名叫王儒信。 瓦岗军作战指挥官(司马)、翟让的亲信王儒信给翟让出了个主意,让他自任大冢宰(宰相)。 这一主意被翟让拒绝。 王儒信同志作为翟让的亲信,这一主意完全是站在翟让的立场说话的。他希望翟让能够借任大冢宰的机会夺回被李密蚕食的权力。 现在的瓦岗军,并不是铁板一块。 瓦岗军就象水浒传中的梁山一样,翟让代表着创业的企业家们(虽然他们着原罪),其中单雄信和徐世勣是中坚力量;而李密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们则是空降兵,代表人物有裴氏父子、秦叔宝、罗士信、王伯当等。当初翟让让位给李密是真诚的,就象当初李密投靠翟让也是真诚的一样。但蜜月的激情终将过去,继之而来的要么是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要么是夫妻反目、恩断意绝。不幸的是,李密和翟让属于后者。 李密和能力和层次以及人格魅力远在翟让之上,于是,翟让的空间被李密压缩得越来越小。本质上讲,翟让还算是个宽厚大度的人,但他的手下不一定这么想,而且,看着李密越来越红,翟让的内心深处也有点不是滋味。于是,随着革命形势的越来越好,两个派别的摩擦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 翟让的哥哥翟弘,因为弟弟的缘故,得以进封帝国大将(柱国),晋爵荥阳公,如果说翟让是个大老粗的话,那这位翟弘比翟让要粗多了,不仅粗,还鄙,还劣,还下流,总之,不是什么好鸟。 翟弘对自己的弟弟说:“皇帝又不是礼物,怎么能够送来送去,就应该是你当,如果你不当,给我当得了。” 翟让听了,笑笑而已,没有当回事。但翟让不当回事不代表李密也不当回事,翟弘的话不可避免地传到了李密的耳朵里,李密内心一震,他本身出身豪门,看了实在太多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听到翟弘的话,他下意识地心头一凛,感觉到脖子上的一丝凉意。 李密不由想起了崔世枢和邢义期两人,这两人都是李密的心腹。在崔世枢刚刚投奔到瓦岗军的时候,他便被翟让抓去,先蒙住眼睛一顿皮鞭,再逼问能交多少金银来,老崔苦苦哀求,翟让就是不放,管是你谁的亲信呢!至于抓邢义期的理由,则更简单,是因为邢义期对参加翟让主持的大型赌博活动不太积极,于是被翟让按倒在地痛殴,打了八十军棍,直打得,血肉横飞。 不过,这两件事情毕竟只是翟让不给李密面子,在性质上属于打狗不看主人,还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矛盾!于是李密忍了:我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不久之后,又发生一件事,让李密十分窝火,这件事让素来有着礼贤下士令名的李密背负了沉重的道义包袱:杀贤。瓦岗军曾经抓住了隋朝当时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冯慈明博士,尽管李密再三表示对他的尊敬并希望他能够弃暗投明,但冯博士就是对李密不感冒,不是骂不绝口,就是侮辱讽刺,但这时李密显示了博大的胸怀,令人放走这位冯老先生。被释放了的老冯走到营门口又遇到了翟让同志,老冯岂能不骂他两句,只是形式和内容都比刚才骂李密要轻得多,但这仍然让翟让感觉受不了,挥刀将老冯的人头一刀砍下。 这下,把李密气个半死,你翟让说我什么也就算了,现在居然杀死了这样一位全国有名的、拿国务院专家津贴的、能说七八国英语的老同志,以后谁还敢来投奔我? 如果说以上这些李密还能颇有风度地置之不理的话,那接下来发生的这一件事情却让他无法淡定了,他无法再hold住,决定采取行动。 这件事情出在房彦藻身上。老房时任左秘书长。 这一天,翟让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在军营中乱逛,正撞见房彦藻,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居然对房彦藻说:“前些时候你攻破汝南,抢得不少财宝,全都分给了魏公,一点儿也没给我剩。你要小心点,魏公是我封给他的,以后怎么样,还不一定的。” 房彦藻听了,两个眼睛瞪得大大地看着翟让,不知身为瓦岗军主要效仿之一的翟让何以说出这样没有水平的话来。 于是,他派人来见李密,说:“翟让飞扬跋扈,我们迟早会为所害,他既无谋略,也不知何为感恩,眼里根本没有您这个主人,我们应该早做打算。” 李密摇摇头:“现在局势远未稳定,在这个时候我们自相残杀,那给外界一个什么印象?人家会怎么说我们?团队还有什么向心力?瓦岗还有什么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