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国为什么不受重用？ (第2/2页)

——《战国策》

魏惠王离开之后，公孙痤马上招来公孙鞅，劝告他，如果魏惠王没能听从建议启用他，那么就赶快离开，以防魏惠王杀人灭口。结果，公孙鞅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既然您已经看出大王态度，不会听从您的意见重用我，那么，自然大王更不会听从您的意见杀掉我。”言罢，坦然离去。不久之后，公孙痤病逝，而公孙鞅则继续放心大胆地留在魏国观望，等待着机会。

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

——《史记》

实际上，公孙鞅在魏国没有得到重用，恰恰是因魏惠王和公孙痤两人的性格缺陷而决定的。魏惠王为人，虽有称霸天下大志，却无任人唯贤之才。他刚愎自用，仅仅因为自身对于举荐者公孙痤的不满，而像小孩子赌气一般，拒绝了对自己国家将有极大帮助的治国之才。并不是他完全否认了公孙鞅的才华，只不过他觉得作为一国之君，还是应该更加率性和自我一些而已。

然而率性和自我之人，若在寻常百姓之家，未尝不能成为个性特别的一方狂哲，但是偏偏他这位喜欢由着自己喜好而做事的人，生在了王侯之家，他讨厌束缚，拒绝一切自己潜意识中不喜的人或事，凭借着特殊的身份和权力，将这份不喜和任性，最大限度地实施了。提起明君，从来都应是以国为重，人尽其用。显然，魏惠王虽然出于身份和地位、欲望和理想，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但他并不能完全克服自身的率性，只是轻描淡写地将称霸天下的梦想挂在嘴边，而不是放在心里，强迫自己改变性格。更何况，他并不认为，一个具备治国才华的文官，能真正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命运。

而公孙痤选择推荐公孙鞅的机会，恰恰是自己即将病逝，再也不需要什么权柄之时。这样一来，加上之前在魏国政坛排挤吴起等贤才的作为，令他的这份推荐完完全全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他希望留给自己一个推荐贤才的名声，却恰恰让魏惠王产生了一种极其逆反的心理，甚至源自这份心理，都不打算去真真正正地了解一下，公孙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公孙痤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国政客，但是他爱国的前提，却一定是需要建立在不会触及和损害自身根本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他谏言魏惠王杀掉公孙鞅，又劝告公孙鞅逃走，这位老臣既想为国出力，又想留下贤名，其左右摇摆的姿态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公孙痤没有注意到的一件事，就是他的身份与地位，决定了他的作风和行为，必将会影响到整个魏国政坛，这个国家执政体系中的中坚力量，都自然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了这种犹豫不决、前后摇摆的政治风格。

对于公孙鞅来说，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自己的引荐者一方面向国君极力推荐，一方面又劝说国君若不用则杀之以除后患，然后又劝告自己逃走避难这样两面三刀的摇摆行为。而是整个魏国政坛都弥漫着类似的行事风格和思维模式，然而自家的国君，却是一个率性而为、任性不慎的糊涂大王。当这种腐朽而弥漫着阴云的政坛风向和一个刚愎自用却又不能系统梳理这种日渐恶化情况的君主相碰撞之时，受到排挤、上升通道被堵死的，永远都只是类似于自己这般，没有地位、且不在既得利益者群体里的这一伙门客。

就失去了政治上升空间和前进通道这件事本身来说，对于胸有锦绣或者自认胸有锦绣者而言，都不啻于毁灭性的灾难。如果真的想要在国君和臣子的碰撞夹缝中，寻觅机会，脱颖而出，唯有先彻底融入这个混沌而复杂的政坛。而这个过程，将会漫长而且无法判定结果。对于公孙鞅这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来说，他也并不想因为追求权柄而将时间和精力放在这种消耗之上，因为，他的理想足够宏大，时间也足够紧迫。

所以，魏惠王没有认真重用公孙鞅，当然也没打算杀之灭口。公孙痤虽然打算最后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却首先建立在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之上。于是，混乱的魏国政坛，也被公孙鞅自己，无情而果决地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