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 宽严相济谋中兴 度田不顺君忧虑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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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思考前朝的得失，以功高授勋，以才贤任职，作为任命大臣官吏的指导思想，对功臣宿将，采取优容与限制相结合的措施，以维持君臣的和谐和帝国的稳定。

除有治国才干的邓禹、李通、贾复等功臣宿将，依然得以，参议朝政之外，其他大多数的功臣，朝廷均不授予实职实权，而只能以列侯奉朝请的身份，与闻国事，悠游快乐地安享他们的晚年，享受和平安宁的美好岁月。

刘秀就是要让汉朝廷的文武大臣深知，皇帝对开国功臣，如此的优容宠爱，虽然是稳定国家的深谋远虑，却也并不是，毫无原则地纵容他们，任由他们违法乱纪，恣意妄行。

刘秀这样做，既能够防止，因功臣任职，而阻塞贤能人才上进之路，又解决了因功臣任职，却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使朝廷难以处理他们的问题。

对功臣宿将们而言，不在朝廷任职，无职无权，既可以让他们少干一些违法犯禁之事，又杜绝了他们，因自己的权势膨胀，而滋生篡权的野心。

在封爵仪式上，刘秀多次叮咛功臣宿将们，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洁身自爱，毋居功自傲。

刘秀并用丹书铁卷的汉礼，使功臣们“世无绝嗣”，“传于无穷”，永葆其功禄富贵。

在刘秀的庇护与善待下，东汉的功臣宿将们，大多得以善终，并延福泽与后世子孙，前世后世，皆不能比。

妥善安置好了功臣宿将，刘秀的心，安定了许多。

不久，一项重大的议题，又摆在了汉朝廷君臣的面前。汉朝廷君臣，商讨很久，也难以决定。

那时，太中大夫梁统上书，建议刘秀道：

“陛下：

自大汉中兴以来，豪族大姓，皇亲国戚，功臣宿将，仗恃君王的恩宠，违法乱纪颇多，严重危害朝廷的治理，最终酿成了国家动荡乃至覆灭的惨剧，值得我们警醒。

臣建议，以严刑峻法治国，削弱豪强大姓的势力，解决地方豪强骄横不法，残害百姓的弊病和宿疾。”

看完太中大夫梁统削弱豪强大姓的奏章，刘秀陷入了深思之中，暗暗思忖道：

“太中大夫大人的看法，虽然并不全面完美，但切中了时弊，值得警惕惊醒啊！

当初，豪族大姓，帮助朕，复兴大汉，功勋卓著。朕给予他们的恩赏，也是非常丰厚。但也正因为如此，豪族大姓仗恃自己的功劳和贡献，不将朝廷法令和国家和君王看在眼里，违法乱纪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啊！

虽然，此一时彼一时，时异则事异。但限制豪族大姓的势力，避免朝廷出现尾大不掉的严重问题，的的确确需要，引起朝廷特别的注意啊！”

想到太中大夫梁统提出的这个严峻的问题，刘秀十分警觉，深深地思考起来。

的的确确，随着汉朝廷战乱结束，天下太平的日子越来越久，加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前汉后期，新莽时期，早就已经存在的全国各地，豪强大姓的家族势力，急剧膨胀的问题，如今也是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了威胁新兴的汉朝廷皇权、影响汉朝廷稳定和正常治理的严重痼疾。

光是在汉末之时，汉朝廷皇族刘氏宗室的后裔子孙，就已经达到了十多万人之多，成为了可以左右朝廷治理的一股强大力量。

更不用说后来，新莽建立以后，以王氏家族为首的皇亲国戚组成的新的豪族了。

别的豪族大姓不说，就连刘縯、刘秀兄弟所属的南阳郡舂陵侯家族这一类的小乡侯，刘氏皇族的远房旁支，都富甲一方，势力强大，逐渐成为了，汉朝廷历代君王的威胁。

当初，刘縯、刘秀诸兄弟，在南阳舂陵首倡举义，起兵反莽之时，刘縯、刘秀诸舂陵侯家族兄弟，也是依靠南阳郡和河北诸郡的豪强大姓的强有力的支持，才最终奠定了汉朝廷的中兴之局。

刘植、耿纯、阴兴与阴识兄弟、邓晨邓奉叔侄、李通、李轶诸兄弟，包括刘秀的舅舅樊宏等人，都以他们，各自家族的私兵，跟随刘縯、刘秀诸兄弟聚义，建立殊勋。

也正因为如此，汉朝廷复兴以后，那些豪强大姓们，也都不愿意，放弃或者削弱，他们自己的家族势力。

在家族的首领们病危之时，他们大都指定，自己的的子侄，代统家族的营众，不愿他们自己的家兵，落入他人之手，或者是受到朝廷控制，俨然一个小小的家族独立王国。

刘秀统一天下、复兴汉室以后，豪强大姓们，也常常聚众自保，待机渔利，甚至把皇帝的旨令，和朝廷的法律法令等，也置若罔闻，视若无物，不放在豪强大姓眼里。豪强大姓的势力太强，已经成为了威胁新生汉朝廷的毒瘤。

面对如此尾大不掉的局面，刘秀追念豪强大姓对兴复汉室的巨大贡献，对豪强大姓们，主要还是以安抚为主。

汉朝廷君臣，虽然明明知道豪族大姓尾大不掉的严重危害，但并不想采取严厉的措施，去制裁豪强大姓们，以至于侵犯豪强大姓们的权益，以免引起豪族大姓的反抗，危害来之不易的和平，影响汉朝廷复兴的大局。

然而，汉朝廷君臣的宽容，或者说放纵，并没有换来豪族大姓的感恩戴德，反而带了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些兵长、渠帅，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郡县，他们作威作福，危害地方，权势胜过官府，仿佛另外一个朝廷。

有时，豪族大姓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把汉朝廷的法度和皇帝的权威放在眼里，土地分配，释放奴婢的国策，一次次受到豪族大姓的阻挠和反对，难以顺利地实施下去。

最后，豪强大姓们造成的局势是，得罪天子大臣，不过监禁、身死；而得罪这些兵长、豪帅，往往却会灭门绝族，死无葬身之地。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地方豪族势力，与汉朝廷中央的权贵，紧密勾结起来，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以刘秀为首的汉朝廷君臣，当然是越来越担心。

实际上，这也就是刘秀，为什么要厚赏自己部下的功臣宿将的一个无法言说的重要原因。

刘秀就是想，用与自己亲密的功臣宿将们的强大联盟，去收服和摧毁那些，在地方上桀骜不驯，不服从朝廷命令、独霸一方的豪族大姓的家族势力。

然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在朝廷的强大压力下，这些豪强大姓们，各生狐疑，但又彼此联系，拥众戒备，长期不散，最终令刘秀的新兴汉朝廷的统治，一直难以稳固，难以保持天下的长久安宁。

想起豪强大姓的强横，对朝廷土地分配，释放奴婢，安置复员士卒国策的严重阻挠和抗拒，刘秀就如有芒刺在背，欲除之而后快。

如今，反复阅读太中大夫梁统的奏章，分析梁统的建议以后，刘秀更加忧心忡忡，犹豫不决，沉吟道：

“是啊，太中大夫的看法，太切合实际了。朕岂能够不清楚，豪强势力太大，这正是国家动荡、百姓怨恨的主要根源呢？

朕应该立即采取，果断决绝的行动，给予地方豪强，以更大的压力，削弱他们的势力，让他们死心塌地地，服从朝廷的治理。

然而，削弱豪族大姓的势力，却是一个难事。共同的利益和命运，已经将豪强大姓们，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朕削弱豪族大姓们势力的举措，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他们的强烈不满和怨恨，甚至导致他们，以家族武力，与朝廷抗衡。天下大乱的局面，就又可能再次发生。

朕究竟该如何处置稳妥渐进地处置豪族大姓的势力，才能减少他们的抵触和抗拒情绪，不至于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弹呢？”

思索权衡了很久很久，刘秀都没有思考出一个最佳的决策，无法做出果断的决定。

苦苦地思索了很久很久，刘秀都依然彷徨无计，心里更加不安忧虑起来。

于是，刘秀再次拿起太中大夫梁统的奏章，认真细细地研读了起来，只见太中大夫梁统，在奏疏里建议刘秀道：

“陛下啊：

臣私下以为，如今天下，虽然已经号称安定统一，但前朝遗留的沉疴弊病，还在继续危害朝廷和民间，还不是陛下，可以高枕无忧、安享太平的时刻。

豪族恶霸、地痞流氓的邪恶势力，依然还在蹂躏和残害百姓，影响着帝国安宁，臣对此是忧心如焚，寝食不安。

臣仔细剖析其中的原因，私下以为，这完全是朝廷，屈从于地方豪强的强大压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律太过宽松而造成的。

臣曾经研读，历代判例看到，当初，汉初元五年（前44年）之时，死罪减刑的案子，只有三十四件。

而到了建平元年（前6年）之时，死罪减刑的案子，竟然达到了八十一件，其中四十二件，是凶手亲手杀人的案件。而到了最后的判决，这些杀人案子，都改作了减死一等判决。

从那个时候开始，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重罪轻判，就成为了朝廷的一种判例和恶习。

这样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重罪轻判造成的严重结果是，因为有法必依，执法不严，处罚太轻，所以人们，动不动就违法犯罪，不把违法乱纪，看做什么大的问题。

各级官员，也不在乎草菅人命，荼毒生灵。致使无势无权、遵纪守法的善良百姓，冤屈横生，哭诉无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没有谁，敢于为他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

臣曾经听圣贤先哲说过，君王行事，正规直行，公正无私，应该以仁义公平为主要规范。

而仁者爱人，就是坚持真理正义，维持公正公平，就应该把残暴、丑恶，铲除干净。

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正义，呵护公正，保护公平，善待百姓，维护法律和朝廷的尊严。

否则，纵容犯罪，荼毒生灵，与谋杀何异呢？

臣特把国家的法律当中，存在较大问题的方面，一一提出来，为陛下做一报告，请陛下交给，有关单位大臣，去进行讨论裁决。

然后，请陛下选择，适当的条款律令，颁布成法律，通行天下，以惩恶扬善，呵护公平正义，维护法律公正！”

研读太中大夫梁统的奏章再三，思考近些时刻朝廷出现官吏豪强横行不法的种种严重问题，刘秀终于做出决断，拍板说道：

“太中大夫的建议很好。朕决定，先把这些问题，交由文武大臣去商议，再做最后的裁定。”

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夏末的一天，刘秀专门召集文武大臣，举行朝会，研究太中大夫梁统的建议，探讨如何依法治国，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律太过宽松等诸多问题。

光禄勋（宫廷禁卫官司令）杜林，首先出列，建议刘秀说道：

“陛下：

臣私下以为，太中大夫梁大人的建议，不无道理，兴利除弊是朝廷的首要国策。

但微臣私下以为，如今百废待兴，现在讨论，采取严刑峻法这些个问题，似乎还为时太早，似乎有些操之过急。

实际上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并非尽善尽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法律的宽严，也必须因时而定，不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否则宽严皆误。

如今，天下太平的时间，还不长久，官吏百姓，对朝廷的向心力，还未完全建立，社会还不十分稳定，人们都还有一个，逐渐适应的长期过程。

如果现在，就仓促采用，太中大夫一味严峻执法的做法，有可能矫枉过正，引起局势的不稳定。

当初，高祖皇帝兴起时，废除秦王朝的苛政，约法三章，四海之内，莫不欢欣。

等到后来，法令条款，是越来越多，也越发严密。就连亲戚朋友之间，彼此馈赠一点，桃李蔬菜之类时令物品，也都成为了行贿受贿的赃物。

下层百姓，一点小小的过错，跟天下的大义，根本无关，也会被上纲上线，判处严酷的死刑。

相反地，那些贪官污吏，有权有势，官官相护，他们完全可以，凭他们自己的意愿，来随意地解释和歪曲法律，用他们的权力，超越或凌驾法律之上。

他们贪赃枉法，违法乱纪，是最大最多，自身反倒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法律法令的条款，如果太多太细，势必会相互掣肘，甚至互相矛盾。

这样的法律法规，执行起来，反倒更加困难，缺乏可操作性，致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事情，屡次发生，更加损害法律的尊严和威信。

人人平等的法律，最终却成为了有权有势的官吏豪强，迫害善良百姓的工具。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法律最终失去了它的公信力，再也没有谁，会信任它，也就失去了它的约束强制的效力。

法令不能遏阻人们犯罪，人们上下左右，互相逃避掩护，则弊病将会更深。

所以，基于以上理由，臣愚昧地认为，与其劳而无功地制定和修改，若干的法律条文，不如继续沿用，那些既定的，没有多大争议的法律条令，不做大的调整，严格执行，执法必严就行了！”

刘秀深以为是，点头赞许光禄勋杜林的意见道：

“光禄勋大人言之有理。如果有法必依，执法不严，还不如没有法律法规。

因为明明有法律法规存在，却不依照执行，或者执法不严，打了折扣，将会更加严重地损害，法律的威严和信誉，导致更大的后患发生。”

太中大夫梁统，对光禄勋杜林的意见，表示异议，继续向刘秀进言说道：

“陛下：

在下所作的建议，并不是认为，光禄勋大人的意见不对，也不是一味地要求陛下，运用严刑峻法，去治理国家。

臣是强调，《书经》中所说的道理：‘治理百姓，刑法应该适中’，不失为重，也不失为轻。

因为这样，所以从高祖皇帝即位，一直到孝宣（十任帝刘询）皇帝当政，才终于使社会秩序，变得井然有条。

可是后来，盗贼增多，社会混乱，都是刑法宽严不当，有钱有势者，玩弄法律的结果，造成愚昧强横的人，容易触犯法网。

尤其是地方豪强和恶霸势力，随着他们自身经济、政治实力的增强，他们是越发嚣张放肆，甚至与地方官府勾结，开始独霸基层地方官府，以土皇帝自居。

豪族大姓，与官府勾结，徇情枉法，违法乱纪，俨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家族割据势力，危害更大。

最终盗贼，朝廷的政令不通，皇帝的旨意，出不了洛阳城，朝廷只好对他们，睁只眼闭只眼，对他们的胡作非为，听之任之，任由他们坐大。

臣私下以为，如果朝廷不对这些土豪劣绅，采取更加严厉的法律制裁措施，就难以铲除，豪族大姓等邪恶势力荼毒生灵、残害百姓的痼疾，就会更加使平民百姓的利益，得不到国家保护，让整个社会，陷入朝不保夕和怨恨不满之中，最终不得安宁。

由此观察，臣坚持以为，造成这种种恶果，都是刑法过轻，对豪族大姓、土豪劣绅的纵容造成的。

刑法太轻，反倒容易放纵，豪族大姓违法乱纪，激起大祸，增加人们的侥幸心理。

就是臣所说的那说，对奸滑邪恶的人的宽大仁慈，就是谋害忠良，屠杀善良百姓！

请陛下明鉴！”

光禄勋杜林，旗帜鲜明，依然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道：

“陛下：

臣私下以为，太中大夫梁大人的推论，是犯了以果为因的毛病，有很多漏洞。

盗贼增多，社会混乱，民不聊生，造成的原因，实际上很多很多的。并不仅仅是法律自身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什么宽严不当，纵容犯罪的问题。

而恰恰是证明了，这主要是法律的执行层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各级官吏，并没有认真地履行，法律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而不仅仅是，法律条款的制定和宽严执法的问题。

法律是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法律不是某一个人的法律，也不是专门，为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所制定的，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应当是法律的基本准则。

如果法律，只是黎民百姓的枷锁，而不能约束，有权有势的官吏豪强，地方势力，不能保护弱小，保护良善，那么最终，法律法规，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既然官吏豪强，可以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去获利害人，谋取私利，贪赃枉法，违法乱纪。

你怎么能够，用法律和权利，去禁止善良百姓，用暴力和武力，去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呢？

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制定的法律越多，反而越会成为，奴役百姓，残害百姓的工具。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法律只是迫害弱者平民，而不是保护弱者平民的工具。

最终的结果，也必然是，无论是有权有势的官吏，还是人微言轻的善良百姓，都不再信任法律的尊严，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整个社会各阶层人士，都会为法律的形同虚设，付出他们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他们自己的宝贵生命。

我们的各级官吏们，常常误以为，法律限制了他们，为所欲为的权力，把法律看成了他们，可以任意践踏使唤的奴婢仆人。

却不知道，实际上法律，也有保护他们的功能，尤其是当他们，失去权力的呵护之时。

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他们将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利、保障他们的权利呢？

微臣私下以为，还是维持原状，暂时沿用既定的法律，严格地加以执行就行了！

既不用加重，也不需减轻。以免引起新的问题，造成新的社会的动荡不安。”

大臣们讨论了很久很久，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一个定论的结果。

刘秀也彷徨不安，拿不定主意，最终只得下旨道：

“诸君的意见，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朕深受启发。

朕以为，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暂时把今天的这个讨论话题搁置，等时机成熟时，再行研究制定。

至于如今的法律法规，暂时保持原状，不做修订，还是按照光禄勋杜大人的意见去办理，严格执行。”

朝会结束，大臣们一边议论，一边散去。

已经到了建武十五年（公元35年）的正月，当初，刘秀信誓旦旦地对天下官吏百姓承诺的，分配土地，及时解决复员将士，流民，奴婢，及无地、少地百姓的土地问题，由于占有大批土地的豪族大姓的抵制和抗拒，依然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圆满的解决。

在皇宫大殿里批阅奏章，处理国事，只要一想起这个问题，刘秀就烦恼不堪，禁不住对着在帘幕后看书玩耍、还不太懂事的四儿子刘阳，忧心忡忡地嘀咕起来道：

“阳儿啊，你可知道，朕这个大汉皇帝并不好当啊！

当初，王莽担任大司马，胜任愉快，上下和谐，有美好的声名，如同周公在世。

而王莽当了大新皇帝之后，处理国家大事，却刚愎自用，不听谏言，一味痴迷复古改制，葬送了一个好好的帝国不说，还弄得身死命灭，国破家亡。谁人知道，朕会不会步王莽后尘呢？”

四儿子刘阳虽然幼小，但聪明伶俐，善解人意，看见父皇焦虑不堪，急忙稚声稚气地安慰父皇刘秀道：

“父皇陛下：

你英明睿智，脚踏实地，大臣们也大多忠心耿耿，尽心尽力，怎么会步前朝后尘呢？

王莽颟顸糊涂，不识时务，不知道时移世易的道理，办事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不知道变通，怎么可能成功呢？

陛下不要忧虑悲观！陛下英明睿智，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总会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

听了四儿子刘阳之言，刘秀稍稍舒心，急忙对懵懵懂懂的儿子解释说道：

“阳儿啊，父皇这样彷徨不安，忧心忡忡，并不是无病呻吟、杞人忧天啊！

只因朕此时此刻，也开始面临王莽当年的困局啊！当年王莽就死在了土地分配和释放奴婢等改制大事上，死在他一心依赖的大臣官吏身上啊！

按理说，释放的奴婢们，得到了自由和土地，复员士卒，无地少地的百姓，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应该感激朕的善政才是。

而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啊！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奴婢们居然宁愿重新依附于豪族大姓，而不愿恢复他们的自由之身，成为朕的编户齐民，只因为成为国家户籍上的编户以后，他们的赋税劳役的负担，甚至更加沉重。

这一点，与王莽当初好心好意，释放奴婢，土地改制，结果却事与愿违，南辕北辙，是何其相似啊！这就是父皇，深深忧虑的地方啊！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复员士卒，无地少地的百姓，更是对朝廷的土地分配国策，颇有微词，甚至不满和怨恨。

幸好朕不是王莽那样，不听谏言的君王，朕才能够得到真实的信息，了解到真实的民情，得以想方设法，兴利除弊。

朕一心为百姓着想，为帝国的长远利益着想，想不到，却难以得到豪强大姓和平民百姓的支持拥戴。

朕身为一国之君，民之父母，怎么能够不忧心如焚呢？朕治国理政，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

豪强地主们，更是对朝廷的国策，不满抗拒。

豪强地主们，利用他们所处的强势有利的地位，总是想尽千方百计，去阻挠朝廷分配土地、释放奴婢法令的顺利实施，保卫他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不愿意做出一点牺牲、让步和妥协。

他们或公开，或隐蔽地对抗，朝廷度田、释放奴婢的旨令。鼠目寸光的豪族大姓们，看重的只有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不懂得，妥协让步，有时也是一种大智慧，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更长远的利益。

豪族大姓与下层无地少地百姓，巨大的利益利害冲突，使朕的度田、释放奴婢的旨令，难以贯彻执行，难以真正施恩于百姓。

就连饱受朝廷恩赐的官绅阶层，也阳奉阴违，不支持朕的国策，甚至与土豪劣绅狼狈为奸，相互勾结，扰乱朕的度田国策。

好不容易才稳定不久的汉朝廷全国的天下太平的局势，也逐渐变得微妙起来，已经潜藏着深深的危机，酝酿着动荡的苗头。

既定的兴利除弊国策，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实施，不能够得到官吏百姓，尤其是豪强大姓们的支持，朕常常有一种无力之感啊！”

刘秀心中的愤怒，也越发日增，无尽的烦恼，总是纠缠在刘秀的心里，忧心忡忡地对儿子刘阳述说道。

儿子刘阳虽然懂事乖巧，但毕竟太小，只是似懂非懂地看着父皇，不知道究竟怎么安慰才好。

但是，对儿子刘阳述说了一番以后，刘秀有了倾述的对象，心情也稍稍变好了一些，不再说话，继续闷头批阅奏章，处理国事。

国事处理完毕，刘秀与儿子刘阳一道，手牵手漫步回到皇宫内廷里。

然而，回到内宫里，刘秀也难以轻松，常常是那么烦心，甚至一反柔和平静的常态，脾气变得有些喜怒无常，阴晴不定起来。

不知为什么，近些年来，刘秀觉得自己的妻子皇后郭圣通的脾气，也是越来越坏了，刘秀的恼怒和不满、怨恨，也越发加剧。

妻子郭圣通，似乎是越来越不了解自己的夫君刘秀了。

国事处理的不顺，妻子圣通常常阴沉着的面孔，不时的冷言冷语，让刘秀的情绪，更加低落，沮丧，恼怒。

孩子都已经那么多了，那么大了，可是圣通却越来越没有自信，常常用防贼的心理，去对待自己的夫君，生怕自己挚爱的夫君，被别的妖媚女人夺去。

圣通狂热自私的，饱含嫉妒的狭隘的爱，不满怨恨的抱怨，反而逼使自己的夫君刘秀，更加远离她，希望躲着她，差不多将要变成，不想回家的男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