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回 兴太学百年大计 遭嫉恨冯异忧惧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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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春季,汉王朝各地平叛战事,依然扰乱纷纷,没有平息,而朝廷赋税收入,也极为菲薄窘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深谋远虑的汉帝刘秀,依然高瞻远瞩,亲自带领文武大臣,去到距离洛阳南宫,八里之外的开阳们外,洒酒祭祀天地,选址破土奠基,起造太学府,开始笼络天下英才学子就学,为新兴的汉朝廷,培养人才。
刘秀还下旨,敕令有司大臣,认真监工督促,限期让汉朝廷新太学的工程,顺利完工,以便选择吉日,举行太学开学典礼。
太学,是历代王朝,设在京师,专门传授经学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日的清华、北大等国立中央大学,是历代王朝最最顶尖的学府,为国家培养管理人才。)
人类的教育史,实际上贯穿于人类的发展史中。我国的教育史,也源远流长,夏商周时代,就已经有了比较正式的学府,但主要是公立学校,是培养贵族子弟的地方。
到了春秋时期,以儒家孔圣人、墨家墨翟为代表,建立的私立平民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
相传,孔圣人前前后后,总共教授有弟子三千人之多。其中,孔圣人有七十二个弟子,才干学识特别突出,被称为孔门“七十二贤人”。
就连墨家学派的始祖墨翟,也自称,教授有学生数百人。而且,墨家学派里,墨翟有像墨家学子禽滑厘那样,胸怀济危扶困理想,敢于赴汤蹈火,保家卫国的弟子三百人之多。(根据汉学家的研究,“禽滑厘”原作“禽滑釐”,读音是“qíngǔxī”。)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太学(大学),出现在西汉王朝汉武帝当政时期。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刘彻)接受大儒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等贤良士大夫的建议,正式建立太学,专门研究知识、传授学问,是大汉帝国的最高学府。
那时,太学的招生名额极少极少。学生只能由朝廷的太常,选择“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的大臣、贵族的子弟而来。
太常,西汉初名奉常,九卿之一,汉景帝时改名为太常,执掌宗庙礼仪等大事。在更始帝时代,刘秀最初的正式官职,就是太常偏将军,也属于九卿之一。
就连郡国选拔和保送的“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优秀青年学子,也只能作为,太学的旁听生,在太学学习。
当时,太学的规模,很小很小。虽然只有《五经》老师,总共五个博士、五十个左右的正式学生,但太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汉朝廷太学,设了五个五经博士(教师),分别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经典。
每个博士(教师),带十个弟子(太学生),比如今博士生导师享受的待遇,还高了许多。
那时汉朝廷的太学,其实是专门为了,培养朝廷的专门官僚后备队伍,而建立的一所最高规格的学校。
一年后,那些学子们(太学生们),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试考核,能够精通一经以上,才能按照资历和等级,依次授予正式官职,开始仕宦为官之旅。
由于太学,是做官出仕的重要途径,所以贵族官宦子弟们求学的需求,十分的旺盛,可谓趋之若鹜。
因而,朝廷和民间,对于太学扩招的希望,也都非常的强烈,汉朝廷太学的规模,也随之不断地扩大。
汉昭帝之时,太学的学生,已经增加到了一百人。而汉宣帝时,又达到了一千人,汉成帝时,更是猛增至了三千人之多。
王莽篡汉以后,为了进一步笼络天下人心,开拓一个崭新的文治武功的局面,为新王朝,储备大批的官僚人才,王莽更是下旨,大肆扩建太学博士、太学生的宿舍,增设经学的学科,增加博士的编制,扩大太学生的招生规模等等。
王莽下旨,把每个博士(教师),所带领的太学生的名额,扩大到了三百六十人。太学生的学额,迅速扩大到了上万人之多。
当初的指导太学生的博士,就相当于从博士生导师,自然而然地就降为了一般的硕士生导师、辅导员之类了。
王莽还命令各地方郡国,把擅长各种学问、方技的人,都公费送到京城太学,去进行学习和培养。
王莽大兴文治,还在各郡县,设立了很多太学的分校。太学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茁壮成长起来。
虽然王莽的太学发展,如同如今的大学扩招一样,的的确确有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教育本身一些内在规律的地方。
但客观上,满足了整个社会,对于高端人才的需要,提高了整个社会,人才的整体素质。
由于太学的太学生人数,一下子增加得太多太多,博士们常常是用尽浑身解数,也忙不过来。太学的教学质量,显然易见,是要大打折扣的。
而朝廷做官的职位和机会,又十分有限,多数太学生的出路,就都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最终,王莽欲速则不达、仓促草率的举措,使善政变成了弊政,成为了新王朝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大量的资金、人力、无力、资源等的投入,没有合理而满意的产出,当然会激起,天下人的不满和怨恨。
当初,刘秀年纪轻轻之时,就是借着王莽扩建太学、扩招太学生的机会,而进入太学,成为一名太学生,师从中大夫庐江郡人许子威等,学习《尚书》这部典籍的。
所以,实际上最后,刘秀也成为了王莽太学扩招发展的一个巨大的受益者。
正因为有多年时间,在长安太学求学的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刘秀耳濡目染,受益颇深。
所以,刘秀登基称帝以来,也十分重视知识文化的传播,重视太学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重视官吏人才的培养。
登基以后,刘秀也不愿放弃,兴建太学,以笼络天下人心,促进人才培养,为新生的汉家朝廷,储备人才的大好机会。
所以,刘秀专门下旨,模仿西京太学的格局、规模和模式,在东都洛阳,也兴建了汉朝廷这一所新的太学。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月,刘秀东征齐王张布,凯旋归来,率领文武大臣,回到了东都洛阳。
回京以后,得知太学,已经初具规模的喜讯,刘秀大喜。
于是,刘秀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立即风尘仆仆地率领文武大臣,前往兴建好的太学,进行视察,开始着手过问和验收,太学创建的所有事宜。
刘秀带领大司徒伏湛、右将军邓禹、建义大将军朱祐等太学生出生的文武大臣,亲自到洛阳南宫开阳们外的太学,去督导观学,参加太学的开学典礼。
虽然已经到了冬季时刻,但那一天,阳光明媚,十分温暖,气温宜人。
刘秀缓步,登上长十丈,宽三丈的讲堂,大会太学博士与太学学子,一切都依照,儒家学派既定的规矩与礼仪进行。
刘秀还同太学博士与学子们,聚在一起,一道研究讨论,学习古乐古礼,奖励杰出的太学师生。
刘秀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把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家学派的大学者,著名的贤良士大夫,拉到皇帝的身边,为他的新兴王朝服务。刘秀还对贤士与学者们,以礼相待,尊崇备至。
刘秀对这些著名的儒家学派学者,贤良士大夫,或任以官职,或尊以名号,让他们享受尊荣,崇尚一种志学的良好风气。
很快的,刘秀招贤纳士与兴建太学的成果,就在新兴的汉王朝,充分显现了出来。
刘秀的身边,迅速集中了诸如伏湛、邓禹、朱祐、范升、陈元、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贤人达士。
一时间,东都洛阳,群英荟萃,人才云集,向学之风,开始盛行天下。
刘秀或听取著名的学者,贤人达士的策谋,或利用他们的名望和学识,以便从心理上威服他手下那些,自鸣得意的文武僚属,抑制功臣宿将们,普遍具有的自以为是,居功自傲,自以为无所不能的高傲自满情绪。
虽然当时,新兴的大汉朝廷的经济,依然极度困难,官员俸禄,军队饷银,都常常难以筹措。
但刘秀身体力行,例行节约,依然挤出资金,鼓励和支持太学的建立,支持博士和太学弟子们,专心研究学问。
刘秀不仅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尊师重道,还勉励官吏们、将帅们出资,资助太学的运营,并从自己做起,要求文武大臣,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入太学学习。
为了使太学教育,达到更高的水平,刘秀还对从事教学的博士的选拔制度,进行了不断的更新和完善。
刘秀下旨,鼓励在经学上有较高造诣的儒家学派人士,贤良士大夫们,担任老师博士官,到太学中去,传授诸经。刘秀还多次率领文武大臣,巡视太学,奖励与慰勉博士官等老师和太学学子。
不仅如此,后来,刘秀还责令地方郡县,诸侯封国,仿效中央,设置郡学、县学,专门传授经学。
在民间,朝廷则积极鼓励,私人办学,提倡了一种崇尚学问的良好社会风气,砥砺人的节气品行。
刘秀部下那些不通文墨,行为粗鄙的大臣将领,起初也并不明白,刘秀之所以下旨兴办太学,笼络士大夫的深意。
大司马吴汉这些大臣将领们,也像当初渔阳郡郡守彭宠,质疑幽州牧朱浮,笼络善待士大夫的举措一样,心里感到十分奇怪,开始质疑皇帝在财税紧张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目的。
大司马吴汉,就曾经疑惑不解地向刘秀咨询道:
“陛下:
如今朝廷的经济和税收,是这样困窘不堪,就是军费的开支和文武百官的俸禄,常常都是难以支撑与维系,处处需要量入为出,紧缩开支。
而兴办太学,增设博士,扩招太学生等,又需要花费大量的钱财和粮食。不说别的,就是供应博士和太学弟子的这些钱财和粮食支出,都是一笔非常庞大的数字。
陛下为什么还要如此费心费力,用尽心思,花那些冤枉钱,浪费朝廷宝贵资财呢?”
刘秀听了,暗笑大司马吴汉等将领的愚昧无知,目光短浅道:
“吴汉啊,吴汉,你们这些大老粗们,哪里能够明白,朕的心思和国家的远大谋略呢?”
刘秀没有正面回答大司马吴汉的质疑,而是故作神秘,一本正经地说道:
“爱卿啊,作为一国君王大臣,不可以鼠目寸光,目光短浅。只看见的利益啊!
不瞒大司马大人,朕如此倡导儒学,兴办太学,实际上是一种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未雨绸缪的国策啊!
到了今后,当倡导儒学,兴办太学,笼系士大夫的成果显现,爱卿就知道,朕为什么这样做了。”
大司马吴汉,看见刘秀不容置疑的言行,不敢再问,只好似懂非懂地点头,不再公开质疑。
只有冯异、邓禹、朱祐、朱浮、刘嘉等少数士大夫出生的大臣将领,才非常清楚,刘秀不仅要加强思想的统治,凝聚天下百姓对新生朝廷的向心力。
而且,刘秀已经在精心筹划着,改造汉朝廷的官吏队伍,以适应由取天下,向守天下的历史转变,适应复兴汉室,安定国家与建设国家的伟大使命。
刘秀当然最了解自己部下的大臣将领,清楚部下的官吏队伍,大多是在战争中,凭杰出的军功,提拔起来的,他们未必就能够适应,和平时期的建设工作。
官吏队伍中,只有不断地吸收各阶层的新鲜血液进入,才能保持自己的官吏队伍的活力和开拓创新的气势。
新兴的大汉王朝,如果继续被某些大家族垄断或霸占,就会像王莽当年那样,无法驱除沉疴、宿病、顽疾,陷入任人唯亲,近亲繁殖的恶性循环中,出现一蟹不如一蟹的窘境,最终导致,新兴王朝的腐化堕落和最终覆灭。
而要达到,巩固新兴王朝,兴利除弊,实现革新吏治,廉洁从政的艰巨任务,只有依靠不断输入的新鲜血液,教育与引导官吏士大夫,砥砺自己的品行才行。
只有通过教育,宣传,不断开拓创新的教育引导,才能实现培育新生代官吏、士大夫的伟大使命,才能最终实现,刘秀中兴汉室,国泰民安的宏图伟业。
眼见太学建设,十分顺利,刘秀心里,十分满意。
到了此时,全国局势发展,对洛阳汉朝廷,也是越来越有利。距离汉朝廷一统天下,天下太平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征西大将军冯异,统领汉军,战胜了盘踞关中的“赤眉军”等部流民军以后,又逐步消灭了,关中地区错综复杂的各路割据势力。
最终,冯异终于十分艰难地平定了关中战乱,保证了西京长安的稳定和安宁。
赖征西大将军冯异,以及部下官吏将士的不懈努力,长安三辅以及西部边疆州郡,稳如泰山,汉朝廷从此,没有了西顾之忧。
成家帝国皇帝公孙述,当然非常清楚,关中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不愿意洛阳汉朝廷统治的关中,稳如泰山,并最终成为,进攻西蜀成家帝国的跳板。
成家帝国皇帝公孙述,于是数次派遣西蜀将领,领军进攻长安三辅,企图夺取关中土地,但最终,都被征西大将军冯异率军挫败,无功而返。
征西大将军冯异,率领自己的部属,在关中驻守三年。征西大将军冯异,恩威并重,关心民生,平反冤狱,发令施仁,百姓拥戴。
就是征西大将军冯异驻军的上林苑等地,也是秩序井然,俨然都市一样繁荣,没有将士,滋扰百姓。
关中百姓,逐渐恢复和平安乐的生活,社会秩序正常,百业兴旺,远近怀德,征西大将军冯异的威望,也日渐隆盛。
征西大将军冯异,十分谦逊明智,深知功高震主的含义,知道自己担任征西大将要职,统领数十万军队,长久居外,镇抚关中,前前后后,已经有三年时间,易遭君王所忌,深恐东都洛阳朝内外的奸佞小人,谗言的陷害。
征西大将军冯异,常常内心颇不自安,担心不已。于是,征西大将军冯异,谋划自保之计,多次上书刘秀,表明自己的心迹,渴望回到朝中任职道:
“陛下:
微臣自从当初,在颍川郡追随陛下以来,就饱受陛下浩大的皇恩,心里一直十分感激,欲报答陛下鸿恩。
如今,又蒙陛下的宠爱信任,被陛下委以征西大将军重任,镇抚西京长安,已经三年之久,心里一直感念皇恩,渴望再睹天颜,聆听陛下教诲。
臣常年在外,心里一直十分思念陛下,以及东都的亲朋好友。希望陛下,格外开恩,诏臣回京任职,以亲帷幄。
臣不胜感激。”
刘秀知道冯异的心意,立即给冯异回信,坚决不同意征西大将军冯异,回到东京洛阳道:
“征西大将军大人,关中是京畿要地,镇守安抚的职责,非常重大,不是一般的文臣武将,所能够胜任的。
请你放心履职,不要担心,他人的谗言中伤。
朕与阁下,在患难之中相识相知,情同父子,恩尤亲人。岂不了解阁下的忠心耿耿和为人真诚呢?
还要委屈阁下,为朕防守西方关中要地,等朕寻找到,合适的人选以后,再接替大人回京,辛苦大人了。”
征西大将军冯异,见刘秀不同意,无可奈何,只好继续率军,镇抚长安三辅。
然而,冯异担心谗言陷害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杞人忧天,杯弓蛇影。
果然不久,就有大臣王侃等奸佞小人,受大司马吴汉等大臣将领的指使,上奏刘秀,中伤弹劾征西大将军冯异。
河北诸将,也纷纷逢迎大司马吴汉,添油加醋,上书皇帝,言说冯异的不是。
其时,王侃上书皇帝,弹劾征西大将军冯异,提醒刘秀说道:
“陛下:
臣等十分担心,西部关中,突生变故。
征西大将军,专利关中,坐拥数十万大军,威权至重,长安三辅百姓归心,私下称呼征西大将军,为‘咸阳王’。
前不久,征西大将军,又违背陛下旨令,私自斩杀朝廷任命的长安县令,意图叵测。
请陛下千万小心,派兵防备征西大将军叛离朝廷,或者另行派人,接替征西大将军的职务,掌控关中军队,镇抚关中百姓。”
见了王侃等大臣,弹劾冯异的奏章,刘秀心里,隐隐不安,担心彭宠之乱,再次发生。
刘秀急忙派人,把王侃等大臣打的小报告、弹劾奏章,交给冯异亲自观看。
在刘秀的意料之中,冯异看了,果然更加惶恐不安。冯异心里,担忧不止,急忙向刘秀,再呈表章,自明自己的心迹,向皇帝谢罪,并请求刘秀饶恕道:
“陛下:
臣本一介书生,士大夫出生,生平并无大志,满足于在战乱之中,苟延自己的卑微性命。
陛下驾幸颍川郡之时,赖天地神灵护佑,臣遭遇受命之机遇,得以充备于陛下的行伍之间,有机会陪同陛下,南征北战,并没有建立什么特别卓越的功勋。
过蒙陛下的恩宠和信任,最终得以,位列大将,爵位通侯,接受陛下任命,专断一方。
之所以最终,臣能够立下微功,皆出自于朝廷的深谋远虑,愚臣其实并没有做出多大贡献。
所以,臣一直殷切希望,能够一切都为国家利益着想,不计一己之私,以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
微臣私下里,常常思考,接受君命,征讨攻守,如果能够,常常获得如意的结果,这并不是微臣一个人的功绩。
有时,以自己的私心杂念,来判断和处理事情,心里也未尝没有一些后悔。
陛下独见的明智,越久传播,越加远大,臣才知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道理。
当兵革开始兴起,天下扰攘混乱的时候,豪杰们争相竞逐,迷惑了无数百姓,以至于舍命追随。
臣因为有美好的遭遇,得以托身于圣明天子的麾下,在以前那种倾危混沌的形势下,臣尚不敢过分地,放纵臣自己,一直生怕臣自己,有什么过失和差错。
何况现在,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的爵位,都蒙陛下的恩德所赐。
在臣受爵恩宠,身处高位的情况下,臣还能做出什么,高深莫测、居心叵测的事情吗?
臣实在希望自己,能够谨慎勤勉地行事,自始至终,做到始终如一,最终平安无事。
如今,臣看了陛下,转示给臣的弹劾奏章,臣是越发战战兢兢,担心害怕,心情不安,恐惧万分。
伏念明主,一向了解微臣,愚钝的性格,所以才敢于,向陛下自陈心迹,表达自己的心情。
敬请英明的陛下明察,臣愿意回京,向陛下服罪,请求陛下的惩罚和教训。”
见冯异因弹劾之事,非常惶急不安,刘秀心里,更加担心,恐怕生出事端,于是警戒自己道:
“彭宠逼反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对待功臣,一有不慎,也许就会导致,灾难事件的突然发生啊!”
刘秀迅即下达诏书,派遣亲信大臣侍中傅俊等,亲自前去西京长安,宣读圣旨,抚慰征西大将军冯异道:
“将军勿忧!朕深知将军,非外人离间挑拨,就能够办到。
将军岂不了解,朕的为人吗?
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将军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呢?”
得到刘秀安慰的诏书,征西大将军冯异,稍稍安心。冯异生平谨慎,于是对自己的妻子儿女说道:
“爱妻,孩子们啊,我离开陛下,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君臣关系,恐怕有些疏远,容易被奸佞小人谗言陷害。我还是决定,尽快进京,去朝拜陛下为是。”
冯异夫人,深明大义,十分赞同征西大将军冯异,未雨绸缪的举动,同意夫君冯异的意见道:
“夫君深谋远虑,所言极是。夫君正好,借觐见陛下之机,与陛下重温,君臣情谊。”
征西大将军冯异,定下心来。
第二年,建武六年(公元30年)正月,征西大将军冯异,带领自己的妻子儿女,入京朝见刘秀,恭贺佳节。
刘秀下旨,热情接见征西大将军冯异及其家人,并摆设盛宴,款待征西大将军冯异一行,由文武大臣,陪同欢宴。
宴会上,刘秀专门给文武大臣,引见冯异,并对着在场的公卿大臣们,大声地赞扬冯异说道:
“诸君:
公孙将军,在朕刚刚起兵之时,担任太常偏将军之时,就是朕的主簿,一直对朕忠心耿耿,死心塌地,一直跟随朕,出生入死,未曾有丝毫的怨言和悔意!
公孙将军为朕,披荆斩棘,安定关中,镇服西陲,可谓功勋卓著,公而忘私。实堪嘉奖!”
接见之后,刘秀又派中黄门刘琪,赐给征西大将军冯异,珍宝、衣服、钱帛等贵重礼品,对冯异大加宠信。
刘秀还充满深情地向冯异颁布诏书,广而告之,赞扬征西大将军冯异的功劳和贡献说道:
“爱卿啊:
想当初,芜蒌亭的豆粥,滹沱河的麦饭,爱卿的深厚情意,朕怎么做,也不能完全回报啊!”
征西大将军冯异受赐,感激涕零,再次专门上朝,顿首拜谢刘秀的皇恩说:
“陛下:
微臣闻管仲谓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而强大。
臣今亦愿陛下,无忘河北之时的苦难,小臣也不敢忘记,槛车之事,以及陛下,恩宠赏赐臣的无上恩德。”。
刘秀赞誉冯异道:
“爱卿言之极当,朕谨令赐教。”
此后,刘秀又数次下旨,召见征西大将军冯异,专门设宴,君臣共饮,商讨攻蜀之事。
冯异在京城长安,一直住了十余日之久,才重新受命,回到西京长安的征西大将军府驻地,继续任职。
刘秀特下旨,以示对冯异的不疑,命征西大将军冯异道:
“公孙将军,上任之时,请携带你的妻子儿女,随行上任,不要害怕,奸佞小人的谗言陷害。”
朝中奸佞小人,见刘秀对冯异的信任如故,君臣融洽,无懈可击,谗言陷害征西大将军冯异的事件,终于得以妥善解决。
君臣安乐互信,征西大将军冯异,得以专心致志地镇抚关中,刘秀才终于卸下了心中的担子,不再忧虑关中之事。
不想,关中之事,刚刚平息,西州天水,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刘秀又添新忧。
到了建武五年(公元29年)年末的十二月,西州大将军隗嚣对汉朝廷的离心之意,越来越明显。
洛阳汉朝廷君臣,担心不已。
西州上将军隗嚣,豪族大姓出生,家庭优裕,一向自视甚高,自以为西伯姬昌临世,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才干谋略,比他人都要高上一等。
隗嚣每每喜欢,与自己的部属将领王元、行巡、周宗等,言说西伯姬昌,从西部边鄙崛起的故事,试图效法。
西州上将军隗嚣手下的一部分谋士将领,如王元、行巡、周宗等,对隗嚣的言谈,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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