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回 观现实迷惑不解 忧庶民彷徨烦闷 (第2/2页)

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时，汉宣帝下旨，封长沙顷王刘鲋鮈的儿子刘延年，为复阳侯。刘延年的封国，就在胡阳乐乡，因在土复山之阳，而得名复阳侯。

朱祐的外祖父刘氏，是复阳侯刘延年的后裔子孙，与白水乡的舂陵侯家族，同样出于长沙定王刘发一系。

年青之时，朱祐常常往来于宛城朱家，与复阳侯家族的外祖父刘氏的家中。

汉王朝之时，人们特别看重同宗、姻亲、同乡关系。

因此，作为复阳侯外甥的朱祐，很早就与舂陵侯家族的刘縯、刘舯、刘秀诸舂陵侯家族兄弟相识了。

刘秀以及大哥刘縯，二哥刘舯，与朱祐的关系，都十分亲密亲近。

而朱祐到长安太学学习的时间，比刘秀、邓禹、韩寒等人，都要更早一些。

因此，在太学里，身为大师兄、南阳同乡的朱祐，常常非常热心地，照料和帮助着刘秀、邓禹等学弟。

大师兄朱祐，不仅给予刘秀、邓禹、韩寒等士子学业上的帮助，为他们介绍着太学的老师和同学，甚至还在生活上，照顾着刘秀、邓禹等小弟弟的饮食起居。

因此，朱祐与刘秀、邓禹等人的交情，非同寻常，超越了一般的同窗感情。

在大师兄朱祐的建议之下，刘秀最终决定，拜中大夫许子威，为经学老师，研读《尚书》等典籍；邓禹则拜博士江翁为师，研读《诗经》等五经典籍。

刘秀的老师许子威，是个称职而本份的太学博士，官拜新王朝的中大夫一职，中大夫是光禄勋属官，后改名光禄大夫，掌管论议。

可惜，许子威这么牛皮的帝王老师，历史典籍上，对他的记载却不多。有的东西，只能够凭作者或者研究者的理解，妄加猜测。

主要原因也许是，刘秀的老师，这位中大夫许子威博士，具有一种低调淡定、循规蹈矩、不事张扬的个性吧！

刘秀选学的课程是《书》，又称《尚书》、《书经》。或者再说确切一些，刘秀太学选学的专业，是书经，而且是今文书经，不是国师公刘歆一心倡导的古文书经。

《尚书》意思，就是上古之书。当然啰，要说起来，在五经之中，《尚书》可能算，是最难的，最难学懂的了。

就是现在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读起《尚书》来，也觉得《尚书》跟《易经》一样，有些拗口，别扭，深奥难懂，恐怕没有多少学子，能够真正弄透彻《尚书》的意思。

据现代一位研究者的看法说道，后来的《后汉书》、《太平御览》、《东观汉纪》等很有权威的史学著作，都说刘秀那时的学习成绩，仅仅是“略通大义”、“大义略举”而已。

后代的不少研究者，就死死抓住“略通大义”、“大义略举”这些话语，认为刘秀那时，在太学的学习成绩，肯定不怎么样。

有人甚至联系起，刘秀上太学期间，所搞的一系列，类似现在勤工俭学的赚钱活动，比如与自己的同乡韩寒，合伙买驴，派仆人刘安，用驴车去载人拉货赚钱，做“驴的”生意；刘秀与大师兄朱祐，一道合伙，买来糖蜜、草药等原材料，制成草药等治病糖丸，出售赚钱等等，来证明刘秀，在太学学习期间，不务正业，成绩并不优秀。

据现在已有的史料看起来，虽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的确确，对光武帝刘秀，有很多很多的溢美之词。

但刘秀善于学以致用，不拘泥于陈腐学问，读死书，那时的成绩，真真切切，还算是相当不错的。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为刘秀贴金了。据另一位现代研究者的看法，其实很多人，都比较赞同这位研究者的观点。

那位研究者认为，根据历史典籍，说刘秀研读《尚书》，仅仅是“略通大义”、“大义略举”，就判断刘秀，那时在太学的学习成绩，肯定不好，这种看法和观点，其实是大可商榷的。

就像现代的读书人，对陶渊明所说的“不求甚解”那句话的误解一样。

一般人常常以为，对任何问题，不求甚解，都是不好的。其实也不尽然。

我们虽然不必提倡，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盲目地反对，不求甚解的学习态度，同样也是缺乏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

“不求甚解”这句话，最早是在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出现。

在这篇短文中，陶渊明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人们往往只抓住了陶渊明这句话中的前一句话，而舍弃了他说的后面一句重要的话，就对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读书态度，很不满意。

陶渊明说的前后两句话，意思是紧紧相连，交互阐明的，其中的深意，是非常清楚的。实际上，这是古人读书的一种正确的态度。

我们应该虚心地领会，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读书态度，完全不应该对陶渊明的这段话，滥加粗暴的不讲道理的非议。

应该承认，好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如果根本不读书或者不喜欢读书，那么无论说什么，求甚解或不求甚解这些话，都毫无意义了。

因为不读书，就不了解什么知识，不喜欢读，也就不能用心，去了解书中的道理了。

一定要好读书，这才有起码的发言权。真正把书读进去了，越读越有兴趣，自然就会慢慢了解书中的道理。

一下子想完全读懂，所有的书，特别是完全读懂重要的经典著作，那除了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人以外，谁也不敢，这样充满自信的。

而读书的要诀，全在于会意。

对于这一点，陶渊明尤有独到的见解。所以他，每每遇到真正会意的时候，他才会兴奋得，连饭都忘记吃了。

这样说来，陶渊明主张读书要会意，而真正的会意，又很不容易，所以他只好说，“不求甚解”了。

可见这“不求甚解”四字的含义，主要有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表示虚心，目的在于劝戒学者不要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得了，书中的真意，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

二层意思，是说明读书的方法，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

这两层意思，都非常重要，值得我们读书时，好好地去认真加以体会。

史书对刘秀学习《尚书》的“略通大义”、“大义略举”的评价，完全可以用陶渊明的“不求甚解”来加以领会，其实是赞誉刘秀，虚心的品行，和认真学习的态度的。

据后来的历史演变来看，的的确确，刘秀并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人，而是非常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学者。

就是刘秀的勤工俭学的助学理念，到了今天，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的学子们，努力提倡和学习的。

今文经学的《尚书》，讲究的就是微言大义。它与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要求按字义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

古文经学，反对谶纬、灵异，注重实际考证。经书上没有的东西，就不能乱扯，事事讲究，循规蹈矩，有理有据，墨守成规。

古文经学这样的治学理念与方针，与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是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所以很多人也都认为，那位研究者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说，史籍讲到刘秀，研读《尚书》“略通大义”、“大义略举”，就是赞扬刘秀，把握住了学习《尚书》的精髓、实质与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