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回 拢系人心兴太学 天下士子入毂中 (第2/2页)
反观关中，却是大大的有利。
关中既有函谷关的天险，又有背靠陇蜀的沃野千里的优势。关中的南边，有巴蜀的富庶依靠，北边还有胡人畜牧的便利。可以在三面防守，并向东方进攻，牵制诸侯。
只要掌握住渭水，掌控好京师，当东方有变，就可以顺流而下。此正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娄敬说的很有道理。请陛下定夺。”
刘邦深以为是道：“好主意！朕意已决。”
就这样，刘邦决意定都长安，并拜娄敬为郎中，赐刘姓，大大地给予刘敬，以赏赐。
高祖这时才终于打定主意，正式决定，在秦王朝时代的兴乐宫的基础上，修建扩建长乐宫。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大汉朝廷始置长安县，提高长安的地位。
刘邦开始在渭河南岸、阿房宫的北侧、秦兴乐宫的基础上重修宫殿，命名为长乐宫。
高祖七年（前200年），未央宫也建造完成。同一年，汉朝廷把都城由栎阳城，迁都至此。因新的京师，地处原来长安君的封地长安乡，故命名为长安城。
汉惠帝元年（前194年）至五年（前190年），汉惠帝开始建造长安城墙，作为保卫京师长安的护城设施。
汉武帝时，国力雄厚。汉武帝又设立京兆尹，治理长安，并对长安城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
元朔五年，汉武帝下旨，在长安城的南安门外，建立太学。元鼎二年，汉武帝又下旨，修建了柏梁台。
汉武帝在位期间，大兴土木，陆陆续续在城内，修建了北宫、建桂宫、明光宫，在西城外营建了建章宫，并扩充上林苑的地盘，开凿了昆明池。
太初元年，武帝在城西上林苑修建建章宫，其东修凤阙，高二十余丈；在其北开凿太液地，中有蓬莱、方丈、流洲、壶梁，并建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余丈。
太初四年，武帝又在长乐宫的北面，修建明光宫。西汉长安城的规模，至此初定。
汉平帝元始四年，大司马王莽，又主持在长安城的南边，修建扩建了明堂与辟雍（太学），从而结束了西汉王朝对其都城长安的营建工程。
在西汉长达两百余年的历史里，京师长安，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自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商道，长安城成为连接欧亚的桥梁“丝绸之路”的起点，繁盛一时。
西汉时，长安城的整体平面，并不规则，东垣平直，其余三面墙，随地形河渠而建，蜿蜒曲折。
长安城的周长，大约有二十五公里，约合汉代的六十二里还多。长安城的城外，还挖有护城壕。
长安城每面城墙，都有三门，总共十二道城门。
长安城城墙，由北至南环绕。
东墙开有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西墙开有雍门、直城门、章城门，由东至西；北垣开有洛城门、厨城门、横门；南垣开有覆盎门、安门、西安门。
每道城门，还各设了三个门道，每道门宽六米，可容四个车轨。
其中霸城门、覆盎门、西安门、章城门四座城门，分别对着长乐宫、未央宫二宫，其余八门，则各与城内一条笔直的大街，相连通。
每条街道，均分成三条并行的道路。中为皇帝专用的驰道，两侧的道路，则供吏民行走。
长安城除了十二座城门外，还有八条主要街道。最长的街道，长度竟然达到了五千五百公尺。
班固《西都赋》中描绘道：“披三条之广路，开十二之通门”，就着力描绘了，长安的道路、城门的宽阔。
长安城内的工商业区，主要集中在西北隅的横门大街两侧，共有九市，还有很多小型作坊。
市民的居住区，则在城东北隅宣平门的附近。长安城里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
长安城的市场，则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北角上，被称之为“长安九市”。
其时，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左右，长安城中居民，就有八点八万户。以每家每户，平均五口人计算，则长安城里的常住人口，就达到了四十四万余人。
有些居民，还居住在长安城的城墙之外。
长安城的实际人口，应当在五十万人以上，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十分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
汉长安城一改战国时期，大小城相套的格局，把居民区、工商业区和宫殿区，集中在一座城市里，后世的都城，都沿用了这一体系格局。
在长安城的城西和城南，就是一组安汉公王莽，最新改建扩建的礼制建筑，即明堂、辟雍、灵台（皇家天文台）和皇家九庙等。
其中称为辟雍的地方，就是刘縯、刘嘉两兄弟，此行前往长安求学的太学所在地。
元始四年（公元4年），安汉公王莽，为了施行礼制，笼络天下人心，提议朝廷，兴建了明堂（皇家大会堂）、辟雍（太学-国立大学）和灵台（皇家天文台）等皇家文化设施，并在太学，扩招博士、弟子。
一时，全国轰动。士大夫及学子们，都争先恐后地前往京师长安，去寻找学习、仕进的机会。
“太学”的出现，可谓历史非常悠久。在西周之时，就早已经出现。《大戴记保傅》记载说：“帝入太学，承师问道。”
西周时候的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分封诸侯，均设有太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辟雍和泮宫，整体布局建筑等，亦如宫廷的设置。君王和贵族们，常在这里举行祭祀、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等等。
打了胜仗以后，还要到这里举行“献俘”、“告功”等隆重的仪式。
到了汉代以后，太学独立地分化了出来，成为了专门传经授道、授业解惑的学校。
西汉的太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官办的中央王朝的最高学府。
西汉太学的出现，不仅延伸了中国殷周以来的教育体制，而且构筑和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网络交织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提出的，文化教育政策，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开始设立了五经博士，专门传授儒家经典五经。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又接受丞相公孙弘呈递的奏请，专门为博士置弟子，此即为西汉太学之始。
汉武帝时的具体做法，是由朝廷选拔优秀的青年学子五十人，成为博士弟子，进入太学学习，并列入固定的编制，作为官吏的储备人才库。
博士弟子的选拔标准是，“十八以上，仪状端正，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
这些博士弟子，虽然没有俸禄，且生活费用，需要自理，但可享受，减免学费及“复其身”（免除本人赋税徭役）的特殊待遇。
当时进入太学，成为博士弟子的青年，很少很少，而他的考核制度，却十分的严格。
据《汉书儒林传》记：
“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就是说，博士弟子每年，都需经过严格的考试，通一艺（即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一），便可以授予下级咨询官吏；表现优秀者，可充任皇帝的侍从，特别优异者，还可以被朝廷破格录用，担任朝廷官职。
对于那些“不事学”或“下材”的劣等生，考核以后，即予以除名。
随着大汉朝廷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西汉京师太学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博士弟子，也逐代增多。
汉昭帝时，博士弟子，还只有一百人；到了汉宣帝时，就达到了二百人；到了汉元帝时，更是达到了一千人；到了汉成帝时，居然达到了三千人之多。
到了本年，安汉公王莽秉政，为了粉饰太平，宣扬礼制，拢系人心，太学大规模扩招，竟扩增至有了博士弟子一万人。
太学里的博士（老师）与弟子（士子们）的生活，就像现在的学校生活一样。
博士（老师）与弟子（士子们）的日常生活，其实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清苦，比较单调的。
西汉中期的名臣王章，年青时他的家境，十分贫寒。在太学学习时，王章也是饱尝生活的艰辛。
一次生病，王章竟然无钱医治，也无人过问。王章只能够孤独地病卧于牛衣（冬季牛马御寒的粗褐）之上，哀哀地哭泣，处境十分凄凉，令人心生怜悯。
西汉晚期，汉成帝的著名宰相翟方进，是颍川郡人，家境十分贫寒，小时候父亲早逝，成为了一个孤儿。
为了供子求学，翟方进的寡母，竟然跟随自己的儿子翟方进，跋涉千里，一同前往京师太学，去照料儿子翟方进的生活。
翟方进的寡母，暂住在长安，以编制草鞋为业，辛辛苦苦地劳作，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
最后，翟方进才终于学而有成，入朝为官，逐步升迁，成为了大汉名相。
当然，太学之中，也有不少的贵胄子弟。当初的王莽、严尤等，就是这样的贵族子弟的代表。
即使当了大司马，受封为安汉公爵，掌握朝廷大权以后，王莽为了博取美好的名声，也依然倡导，崇尚学习、重视人才的风气。
为了培养自己家族的孩子们成才，王莽也亲自将自己的儿子和侄儿，送入太学，去学习。
在休沐度假之日，安汉公王莽，还常常“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
但像王莽自己，和他的侄子、儿子，这种阔绰的贵族子弟学生，在太学之中，毕竟只占了极少数。
汉朝廷施政，儒法杂糅，将儒家经术与依法治国，霸王之术有机地融为了一体。
因而，太学出身的优秀经生、学子，一旦临政做官，往往顿成能吏。
上述的太学学子王章、王咸、翟方进、王莽、严尤等，甚至再后来的刘縯、刘秀、刘嘉诸兄弟、邓禹、阴识兄弟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
所以，那些有见识的地方大员，宁可自出学费，也要派有为志学的青年才俊，入京就学，成就万世伟业。
例如蜀郡太守文翁，在太学初备雏形时，便选择“开敏有材”的蜀郡小吏十余人，亲自饬励推荐，送入京师长安，成为博士弟子。
蜀郡太守文翁，每年派官员入京，向朝廷缴纳贡赋时，还随带有大批的土产，以供支付学生们的用度。
蜀郡太守文翁的良苦用心，果然没有白费。这些“保送生”，以后大多，学有所成，有不少位甚至担任郡守刺史，成为了大汉朝廷的封疆大吏。
由于太学博士和太学弟子，多数来自下层，所以他们的政治眼光，大都十分敏锐，非常贴近现实，而且他们年轻热情，敢作敢为。
汉宣帝之时，司隶校尉鲍宣，因为秉公执法，遭到权贵们的诬陷，被大汉朝廷，判处了死刑，天下人为之不平。
济南籍的太学生王咸，为了拯救入狱的司隶校尉鲍宣，就在太学门前，扬幡大呼道：
“欲救鲍司隶者，集此幡下！”
一时，集此幡下的博士和弟子，竟然达到了千余人。
太学生们遮拦长安大道，钩留丞相的马车，在未央宫的北阙门外，慷慨陈辞，声援司隶校尉鲍宣，一时震动了京城长安。
太学生们最后，也如愿以偿，终于因此挽救了司隶校尉鲍宣的性命。
所以那时的太学，就逐渐成为了士子们心中最为神圣，也最为向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