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九七章 时代的艰苦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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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村子水量充足，一年种植两季水稻，山上的旱地种植红薯，木薯，南方大部分都是这样生活。

虽然山地不算好，生活也算很艰难，在这个社会平安渡过已经算是福气了。

全面抗战前十年间，对农村的治理出现严重问题。

赋税繁苛，长期过度剥夺农村。

防灾、治灾、救灾基础建设严重被忽视而极其薄弱，农业抵抗自然灾害能力大为降低，农村连年遍地灾荒。

孔子认为：“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孟子说得更为明白：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君子用其一，缓其二｡

在正常情况下，统治者对赋税的征收，不能不控制于一定的额度｡

然而，这个时代以降，外部列强环逼，内部政治日非，各种负担累积，致使农民赋税越来越重。

北洋政府比晚清重得多，从某种程度上说，晚清政府的垮台，北洋政府统治十几年便退出历史舞台。

这些与农民负担沉重，而失去民心不是没有关系｡

农民负担，日重一日，可谓是对这一时期各省田赋正附税之繁苛的总概括。

国民政府内政部虽然曾试图纠正田赋任意附加的情况，但并无实际效果，变相的各种附加和任意摊派仍然大行其道｡

田赋繁重，地主必然把负担转嫁到佃农身上，因此深受其害的是广大的贫苦农民，其后果必然是“赋重病民”｡

田赋征收中还暴露了诸多弊政，如负担之不均、征收制度之黑暗等，田赋及其附加成为地方官吏横征暴敛巧立名目的工具｡

这些不公和黑暗，也进一步加重了贫苦农民的负担｡

历史上，苛政往往与灾荒紧密相伴｡

在正常情况下，灾害的预防与救济，是统治阶级的“要政”。

这是因为重大自然灾害一旦转变为重大灾荒，会直接造成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造成民生的重大危机。

灾害往往是偶然的，如果出现连年灾荒、长期灾荒与遍地灾荒，必有政务决策和政策出现方向性错误的原因｡

北方地区本是文明开拓较早的农耕区，有广阔、肥沃的华北大平原和辽阔的西北高原，是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地｡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除了战乱之外，不仅过度的苛捐杂税剥夺了农民进一步生产和生存的能力。

而且由于长期水利失修和粮食作物品种得不到应有的改良，无法抵御连年自然灾害对农业的侵袭，造成了北方农村经济的极度恶化｡

由于苛捐杂税和连年灾荒，与农村经济的整体衰败相伴而生的是广大贫民被迫失去生存和生产的能力｡

在天灾逼迫之下，农民不得不驼着重利借钱换米，挣扎在死亡线上｡

而国民党自执政之后，对于土地问题，亦无若何贡献，反之田赋附加税繁重，清丈费亦为附加税之一，徒然巧立名目｡

苛捐杂税是中国农民的一道催命符，更使农民的生活走上山穷水尽的地步｡

苛政之“人祸”与自然之“天灾”交织相迫，广大贫民陷入了求生无望、坐而待毙的绝境。

只有铤而走险，选择了流亡之路与骚动之路，在正确政策的引导下最后走上革命之路｡

智行虽然在这个时代只有几年时间，还闭关了三年多，但也足够了解农民的艰辛。

从后世而来，底层农民被逼到山穷水尽，自己没得吃也要交税，看着对比真的很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