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会战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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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淞沪会战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九一八,我知道的也不多,所以今天,这里不说九一八,来说说那之后的松沪会战中的十九路军。
1931年冬,国民党内派系的激烈斗争逐步已形成宁粤合作的局面,新组成的政府为了巩固地位,推举原粤军战将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并从赣南”剿共“前线抽调十九路军来京沪卫戍,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
早在赴沪之前,十九路军已得到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消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使得日军侵得
东北如探囊取物。当时,陆军上将马占山,率部奋起抗日,血战嫩江桥,打响了在东北武装反抗日军侵略的第一枪。马占山原是绿林出身,系奉军张作霖的一员虎将,他的抗日迹,激励了十九路军上上下下所有的将士。蔡廷锴急电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请求北上抗日,但等来的回复却是调护京沪的命令。
军令如山。
十九路军部队陆续进驻京沪,并做了战略部署:七十八师驻松沪南翔等的地区,师长区寿年;六十师驻苏州,常州,师长沈汉光;六十一师第一旅接防龙潭,栖霞山,镇江一带,其余部队待命南京,市长毛维寿。
而日本方面,也开始故技重施,为进军上海制造事端。
1932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浪人,僧人,在马玉山路上与张贴声援东北抗日战将马占山标语的三友实业社绵织厂工人生冲突,双方互有损失;十九日,日本浪人在三友实业纵火;二十日,日侨大规苏等请电日本政府:出兵上海,镇压上海的抗日运动,日本政府也提出了五项要求:一,驻上海十九路军应遵守日通牒,限于本月27日以前撤退30公里,并不得有敌对行动;二,查封上海《民国日报》,并取缔抗日分子;三,日方被三友实业社工人打伤的人员,要赔偿金;四,上海市政府须向日方道歉;五,以后不得再有类似的事件生。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加强对中国内陆的渗透和控制,及对付上海反日势力,内阁委派田中隆吉出任上海日军驻华公使助理兼上海特务机关长,并派遣了著名特务金碧辉(川岛芳子)和海军特务河端贞次,和十九路军及王亚樵和安昌浩的秘密锄奸团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
1932年1月26日,南京政府正式接受日本的五项要求,第二天,便向十九路军下了撤军令:兹为力图避免彼我双方军队生冲突起见,着派宪兵一团,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接替十九路军防务,归松沪警备司令戴指挥,以资缓冲,仰即遵照办理具报为要。
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化为乌有,但就在十九路军即将撤军之际,日本使馆送来了一份文书,这是日本舰队司令盐泽和日本领事村井写给蒋光鼐和蔡廷锴的,内容是:贵军昨夜无理袭击日本皇军执行公务,非法查抄日本侨民私宅,擅自拒捕日本侨民。已严重威胁到了我大日本侨民在上海的财产安全,损害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应侨民之愿望,奉天皇之旨意,我军对此实不能只袖手旁观……
无疑,这是战书。蔡廷锴下令:“所以驻沪守军进入阵地,对胆敢进犯之敌决不可手软,坚决痛击。”
大战,一触即。在整个松沪会战中,日军三度易帅,成为松沪会战中明显的战争标注点。
一、倭-盐泽幸一
初战,目标闸北。
但南京政府已答应了五项条件,再派兵攻打闸北显得理由不足,于是,盐泽以日军海军司令长官的名义布了一项通告:“帝国海军鉴于多数日侨居民住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除。”
副本通过警察局转给十九路军及龙华警备司令部,而盐泽也请来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村井领事及在沪的重要人物,想让他们听到皇军一举攻占上海闸北中国守军阵地的胜利消息。
盐泽派出了便衣队及皇家海军陆战队,分五路袭击闸北。偷袭通庵车站的一队混合编队从日军司令部出后,便衣队走在前面冒充逃难的市民,被识破,与龙华警察展开了巷战。几十倍于华警的日军起初凭着装甲车和钢炮的掩护,在死伤了十几人以后突破华警防线。这时,华警援兵到达,采用“屋顶”地势战,在包围圈内投下手榴弹并用机枪扫射,日军死伤过半。陆战队因有装甲车开道,一直向前冲,十九路军六团一营闻讯赶来,迎着日军排枪齐,爆破组用扎成捆的手榴弹炸得装甲车动弹不得,日军死的死,活着的纷纷逃散或做了俘虏。
在此之前,盐泽一直以为中国军队不敢反抗,航空飞行队大队长龟田向他请战,他统统让他们回去睡觉,现在初战的失利让他有了警觉,派出了航空队。五架日军轰炸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上起飞,飞向闸北十九路军防区上空,准备进行空袭。
日军投下第一批炸弹,但并没有炸倒十九路军的工事,却统统丢到闸北的居民区里,燃烧的居民房屋,火光已映红了半边天,但却没有激烈的枪声,蒋光鼐断定,日军将起更大的攻势。而此时,第六团防地成了战略要地,旅长翁照恒下令原驻防江湾附近的五团二营向前挺进到劳动大学附近,牵制日军兵力,掩护六团二营的左翼。
不出所料,日军很快起第二次进攻,这次他们总结了上次失败的教训,进攻之初便先抢占了制高点,从上往下用机枪猛烈扫射我军阵地,同时还投掷手榴弹。六团一营伤亡很大,日军陆续冲进我军阵地,情急之下,我军利用街道两旁的屋顶,抢占有利地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日军以为中了伏,纷纷退逃。为了有效的遏制日军的空中优势,十九路军将驻守在大场的高炮连调到闸北,组织对空火力,并令各连的轻重机枪补充高炮火力。
根据几次与日军交火经验,日军先是用炮火为步兵开辟道路,随着炮火的延伸,装甲车和步兵就冲上来。利用这一阵形特点,我军指定了一套方案,先炸掉后面的装甲车,后与敌人打近距离机枪步枪战,这一战略果然奏效,闸北在日军的多次强攻下,安然若是。而日军却损失甚重。盐泽原先以为4个小时就能拿下的闸北,在动用上海所有兵力,历时20个小时后,依然固若金汤。日军的兵力与武器以明显不足。
盐泽急见总领事村井,让他请英美等中立国家出面调停。要求停火,做停战谈判,以拖延时间。显然,蔡廷锴明白停战谈判只是日军的缓兵之计,但考虑到因战火而被困在闸北的大批居民,只能进行停战谈判,定于1月31日进行。但由于日军在谈判中提出了不合理要求,双方并未就停战达成协议,仅订了停火三天的协议,即从1月31日下午到2月3日下午。
但这协议形同虚设,在停火期间,日本大量增派了上海兵力,加贺凤翔两艘航空母舰抵达黄浦江口,3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随之而来。同时,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多艘巡洋舰及鱼雷艇也载队前来,种种迹象表明,日军有意扩大松沪战争。
而在我军,早在29日,蒋,蔡等人便命令十九路军所有部队向松沪集结,驻守镇江,南京等地的三个师均调入上海,以应付日军的司马昭之举。
双方都在为重新开战积极紧张的准备着。
2月2日,真茹车站刚刚开来一趟军列,承载的是准备调往前线的士兵和义勇战士,列车一进站,潜伏在福建的日军密探便报告给了日军海军司令部。盐泽命令日军空军出袭,不到几分钟,刚才依旧怀抱着报国之心的年轻战士葬身火海,死伤惨重。蔡廷锴对来沪采访的斯诺说:“这就是日军与我们签定的停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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