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孽缘·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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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苏青也有不少文章写出了战乱下民众的苦难，如《上海事件纪念》中逃难的人群，《救救孩子》中在隆隆炮声下分娩的女人……但她的认识并不“深刻”，思想也没升华到“赶走侵略者、民族才有救”的高度，正如她也不高唱大东亚共荣一样，她只是以家庭妇女的笔记下了自己见到的一切。

多年以后，文化界对苏青有了比较公允的评价：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说：“40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北大教授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做是离谱、旁门左道，为正流所不容……”

台湾烛微先生披露：其实抗战后虽然文学界将苏青定为“汉奸”，可当时的南京政府并未正式调查苏青，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烛微还说：“她所叙述的一切，坦白而直率……使人对当时的上海的混乱环境有比较清晰的印象。”很多作家都改了笔名，而苏青就是不改，她一直认为自己没啥过错，她觉得自己成不了民族女英雄，也做不了进步女青年，只是想在乱世中养大三个孩子……尽管还想抗衡，但苏青内心有些惶恐，一是担心有人看不惯她，将她弄到监狱，二是经济上陷于困窘，她积攒的钱被政府强迫着兑换成法币了，几乎倾家荡产。

没了钱，苏青不得不将家搬到蓝思安路，那里是贫民区，住着很多风尘女子，有人讥讽“苏青与妓女本是同行，现在住一起也是相得益彰”，苏青立马反驳：一个靠卖淫来养活孩子的女人，在我看来不啻是最伟大的神圣的聪明人中的一个。

没有男人照顾，苏青和孩子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时她身边出现了一个“有地位”的人，也就是她《续结婚十年》中的“谢上校”。

小说中的谢上校出身军旅，也擅长文字，抗战胜利后到上海结识了才女苏怀青。这位“谢上校”又是哪路神仙呢？

据台湾的蔡登山先生考证，谢就是姜贵(1908-1980)，本名王意坚，山东热血青年，早年加入国民党，1937年将妻子安置于重庆后，抗战从军。抗战胜利时已是汤恩伯部下一名上校，参与了上海接收，在这期间他认识了苏青，不久同居。

当时上海小报《东南风》还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近闻汉奸苏某多告复活，久寂思动，结识一某军人作其保镳，拟办一白话旬刊，其通讯处为静安寺路某弄，大肆宣传，毫不知耻，诚怪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