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的合题 (第2/2页)

所谓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实际上很大程度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这个网络可以把东南亚的很多区域整合进来，却难以将中国的大陆亚区域整合进来。因为供应链网络的效率就在于其高度的集聚性，在于其物流的高效性，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可以比较容易地整合在一起，但是大陆亚区域则由于人口稀少、物流成本高，而无法被整合进来。结果之一就是，中国内部的大陆亚区域，其展是不会通过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化来实现的。

在工业方面，大陆亚区域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主要是资源相关产业，这些产业的特征在于高资本、高利润、高技术及管理要求，以及与这几“高”构成对比的低就业。这种产业特征意味着当地的一般百姓无法通过该产业获得福利分享，而资源相关产业带来的另一“高”——高污染，对当地脆弱的生态所形成的负面效应，却要由当地百姓来承受。这些问题无法通过经济的展自然消化掉，必须通过国家内部的“分配的政治”才能应对。其中包括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资源产业的利润分配向当地的更大倾斜等等，以便让当地获得更大的财力来保护生态，提升当地的民生水平。

所谓提升当地民生水平，不能简单地以物质财富来进行单向度衡量。实际上，中国的大陆亚区域是精神资源丰富的地方，基于这些传统的精神资源，当地都有其“分配正义”的观念，这与东部地区的观念区别很大。对这些“分配正义”的理解，是前述“分配的政治”能够更有效实行的一个前提。另一方面，这些传统的精神资源，也让当地对于何谓“有意义的生活”有着与东部地区大不相同的理解。如果简单地用物质财富来作为民生的衡量标准，无疑会忽视当地更重视的精神向度。

大陆亚区域对于中国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意义，不在于当地通过工业展来实现现代化，而在于当地能够基于其丰富的精神资源，在一种平和宁静淡泊的生活中，于中国内部向国人呈现出另一种生存样态的可能性。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经济体中，大陆亚区域为中国保留了一块精神的净地；当地的诸多传统精神资源，未必会吸引其他汲汲于世俗功利的国人的皈依，但会让人们在物质世界当中看到心灵获得内在平静的可能性，从而促使人们返回自己的内心。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大陆亚区域也会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地影响中国，成就自己，成为启示中国命运的力量，不是对中国命运做一种实体性的（亦即某种彼岸性的）启示，而是作为一种结构性、体系性的启示——中国本身必须作为一个体系方能获得理解，也才能成就中国所应担当的世界历史命运。

中国的自我意识如能形成此种自觉，则其大陆亚区域将再获得一种中介性的身份。作为整体的中国，是人类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的中介，大陆亚区域则是作为体系的中国与大陆世界之间的中介，并成为中国向更广阔的大陆世界传播影响力的重要前沿。

4.世界历史民族的质料因与形式因

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前提条件在于其质料因。质料因的超大规模特征，使得对中国的分析天然需要以全球为单位。通行的各种理论都是以给定的、差不多被视为常量的外部秩序为前提，来分析特定对象；但超大规模意味着中国的活动会重新定义外部秩序本身，常量不再，通行理论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将遭遇特殊困境。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在于其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在于其海洋亚区域的庞大供应链，在于其大陆亚区域的庞大地理。自古代平民社会以来，中华帝国以中原地区的庞大散沙化人口和财富为基础，对任何割据性力量形成的压倒性优势，已确保了持久分裂割据状态不可能再出现。在帝国强盛时期，中华帝国还有余力向外扩展到其统治半径的极限，形成高度多元的庞大政治体。转型的中国继承了这样一个高度多元的政治体，其能够赖以杜绝割据与分裂的硬约束条件也同样被继承了下来。因此，这样一个国家，它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实现其民族的精神解放，将其世界历史民族性真实有效地打开；只有这样，其内在的多元复合结构，才会转化为丰厚的财富，而不是相反。

中国的世界历史民族性，需要勇于开拓的激情，我们在那些敞开想象力、积极创新的经济群体中，在那些海外新移民的身上，能够看到其具象化的存在；需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作为创造财富的最根本基础，我们在那些任劳任怨的庞大劳动者群体身上，能够看到其具象化的存在；需要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我们在儒家的温情、道家的空灵、佛家的洒脱中，在大陆亚区域丰富的精神资源中，以及在20世纪的民族苦难所磨砺出的革命激情中，能够看到其具象化的存在。

然而，这种种多元性，在当前更多的是作为现成存在，仍有待被更有效地整合进统一的规范性秩序当中，否则多元性的价值便难以获得充分释放。多元要素的统一性要获得一个法权形式的有效表达，方能使质料因获得形式因的整合。

而对形式因的追求，将在一个历史过程中表达为中国与世界的合题，表达为普遍宪制的生成。

三、生成中的世界与普遍宪制

1.生成中的世界

狭隘民族主义的视野，使我们无法恰当地理解世界，看不到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结构性意义；也无法恰当地理解自身，看不到中国自身作为一个体系的意义。这双重的盲区，实际上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那么，对这双重问题的解决，也必定是同一个过程；或者说，真实地理解世界，与真实地理解自己，也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

狭隘民族主义对于自身与世界都抱持着强烈的前置观念，将“自我”和“他者”理解为不可被穿透、不可被还原的致密体。而实际的世界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中，是一个历史的而非观念的世界。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世界，是一个随着工业技术和贸易网络的出现而出现的新世界，伴随技术和贸易的展而展，处于不断变化、不断生成新内容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在近代以来深度地参与到这一历史过程中，与世界形成了深刻的相互生成、相互塑造的关系。这个生成中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扩张性以吞噬吸纳各种各样“自我”的主体性，将它们都纳入进程当中；任何国家与民族，都不过是这个进程的变量——即便它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也只是这个进程的一个构成性部分。现实当中的每个国家都是一种多孔化结构，国与国之间深刻地相互依赖、相互穿透。从商业史经验上来说，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的法律经济架构，有可通约性。单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自然会有各种自利的经济民族主义行为，但只要它立基于这种可通约性，其自利行为都有外部溢出效益。这种微观活动形成的经验具有普遍主义倾向，杰出的政治人物，就在于能够找到表达这种普遍性的宣传方式，以此形成有实践基础的对民众的动员。

这样的政治动员，会诉诸民众对本国的特殊情感，但这种情感并不会展为对他者的拒斥关系。因为它能意识到，真实的世界是一个多种主体性普遍联系的世界，在普遍联系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演化出各种规则和网络，并且不断地把这些规则积累为经验。没有只存在于观念中的虚幻的主体性，只有存在于普遍联系中的主体性，民族的精神性存在正是生长于这种普遍联系之中。对这个生成中的世界的理解，打破了那个稳定固化的“他者”的幻象，“自我”与“他者”绝对对立的世界消失了，从而超越基于“自我”与“他者”之对抗关系的民族意识。在这种世界进程中，民族的自我认识就恢复了它的历史主体性，它不是在对峙关系中确定自我的观念，而是在世界的生成过程中实现民族的主体性。它把世界理解为民族的自我实现，把民族理解为世界的普遍联系。

对这样一个正在展开、生成中的世界，我们对其应有一种实践论的认识方法，就是在中国参与这个正在展开的世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认识方法。世界不是一个给定的、有待我们去认识的对象，而是有待我们去实践的对象，是民族自我实现的条件，是正在进行中的过程。这样一种对民族与世界之关系的理解，也可称为历史性的世界主义。在这种世界主义眼中，世界每天都是新的，都在创造中，它没有允诺一个未来世界的框架，也没有关于这个未来世界构造的知识，而是认为任何历史主体的经验都是这个生成中的世界的组成部分，它的全部知识都只蕴含在生成的历史经验中。它排斥脱离历史经验的观念规划，既不认为世界是可以规划的，也不认为观念具有规划功能。换句话说，观念只能作为道德戒律，而不能作为历史的引导。

这个“生成中的世界”早在西方扩张的时代就开始了。它在今天被我们意识到固然是因为中国辉煌的经济记录，但中国的经济成功恰恰是在这个早已开始并已主导世界历史走向的“生成中的世界”中取得的。当中国加入这个过程后，世界历史确实为之一变，可以称之为基于中国成长的“生成中的世界”了。这样的世界历史应该在我们民族的自我意识中呈现为实践的过程，呈现为民族自主性的自我证实。

2.“林肯论辩”式的认识方法

我们可以借喻式地，将这种对于世界历史与政治秩序的认识方法，称作“林肯论辩”式的认识方法。在南北战争前和战争中，林肯与他的同事和对手们就奴隶制问题以及由此引的美国宪法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辩论。辩论的当事人均为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论辩的主题是政治的哲学基础和神学基础；但这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思辨过程，论辩所指向的是政治行为特别是立法行为，与传统欧陆政治家纯粹基于利益交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操作有着巨大的区别。初看上去，“林肯论辩”中争论的内容似乎是很具体的黑人自由权，但深入理解的话，是普遍意义上的自由秩序。林肯们对关乎秩序根基的哲学和神学的论辩，刻画了一系列对现存规则的挑战与反思，展示了对未来成长的欲求及相应的智慧和技艺。

“林肯论辩”有虚、实两种意涵。实指的“林肯论辩”，在美国的非常政治时刻呈现出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它为日常政治奠下基本的价值取向。虚指的“林肯论辩”可以英美国家日常政治当中的议会辩论为代表。“实指论辩”所奠立的价值取向，其内容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要不断地经受考验，并在此过程中继续通过激烈的论辩而更新自己的生命力。后来罗斯福新政过程中的论辩，越战过程中的论辩，甚至今天奥巴马与特朗普的政策论辩，都在更新着它的生命力。而“虚指论辩”看上去往往是些琐碎的物质利益争论，但正是这种琐碎，才约束着“实指论辩”中所争论的价值并不是一些凌空蹈虚的想象，而是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这些价值会在琐碎的争论中被具体化为一系列的程序正义，作为“虚指论辩”的制度条件。对于政治及秩序的这种“虚实结合”的认识与实践方式，堪为世界之普遍联系的全息缩影。

这些浩如烟海的议会纪事看上去似乎已然去政治化，一如施密特所批判的英美政治是去政治化的技术统治，但实际上它指向着一种更大的政治，它在构造一种普遍秩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对于法权的现与政治的实践，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政治认识的过程基于政治实践的过程，政治实践的过程又在不断地推动着新的政治认识的过程。这个互动的过程没有终结，它始终在不断地运动、不断地生成。可以说，“林肯论辩”是政治的存在方式和生成过程。把历史拉长开来看，这种经验主义的历史观与政治观在英语国家展起来，并逐渐覆盖了那些抱持观念论的历史政治观的地方。

中国的经济持续不断地深度融入全世界，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体量，我们纯粹内政的行为，也会产生巨大的外部性效应。这些都使得我们过去对于世界的认知模式遭遇严重挑战，无法真正意义上地理解自身与世界。倘若始终无法获得“林肯论辩”式的认知与理解方式，中国将无法理解外部世界的正常诉求，即便是外部世界起谈判的请求，也可能会被中国视为围堵而遭拒斥。

可以说，此时的中国需要的是一场“精神解放”运动，而不仅仅是一场启蒙。这里的所谓启蒙，是指在蒙昧的状态下开眼看世界；所谓精神解放，是指在根本上改变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启蒙可能带来大量的信息，但只有精神解放才能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些信息的意义为何。因为，任何信息，都只有在特定的认知框架下才会呈现出其意义，没有脱离开认知框架存在的赤裸信息；同样的信息，在不同的认知框架下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所谓精神解放，就是要反思乃至重构我们的认知框架。所以，精神解放，是无法简单地通过另一次启蒙来完成的，因为这很难突破观念论的结构，只不过会让我们落入新一阶的将民族理解为致密体的误区。“林肯论辩”的意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浮现出来，它有两重意涵：第一，我们需要有历史政治观上的转变，对世界秩序进行全新的理解与实践；第二，中国需要在精神层面上进入不断自我解放的过程，它可以通过林肯论辩的方式进行。新的历史政治观在此论辩中浮现出来。

视野进一步打开的话，可以说，在世界层面上也需要开展国际交涉的“林肯论辩”。欧洲历史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启示。二战前欧陆的民族主义都是观念论的历史政治观，它们都指向特殊主义的、割裂普遍空间的世界秩序想象，这些致密体之间的理念关系是“命运对决”，无法进入“林肯论辩”。二战后的欧洲统一进程，终于超越了那种特殊主义的秩序观，欧洲内部的安全问题不再成其为问题，于是一种“林肯论辩”的过程在欧洲框架下展开了——从早期舒曼、莫内关于欧共体的声辩，科尔关于德国统一的应急设计，到德斯坦领导的欧洲宪法讨论，再到近年哈贝马斯对欧盟的警示演说，林林总总。经贸过程走上了与政治过程合一的进程。这段历史可能是未来世界历史展的某种小规模预演。

至此，我们的讨论进入到了一种基于普遍视角的世界历史哲学，中国的自我意识要在这个层次下再获审视。通过认识论意义上的“林肯论辩”，形成新的历史政治观，是全球化的历史实践，是某种意义上无从避免的宿命。一如塞涅卡所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就世界秩序而言，还有着超越于欧洲乃至西方之上的更深一层的普遍性，这就需要“林肯论辩”在几个世界历史民族之间继续展开。它将重构这些世界历史主体的自我意识，世界秩序最终进入一种去主体的主体间性的进程之中。这样一种论辩，将是对中国的全球历史意识的现过程，会促成中国的精神解放。它既要在中国内部来展开，也要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来展开，这里涉及的不仅是中国现自己的全球历史意识的问题，也涉及美国的全球历史意识的重构问题。

对美国来讲，它面对着怎么消化中国乃至伊斯兰世界的挑战的问题。消化的第一步当然是理解对方，而这种理解不可能纯粹观念运动式地完成，它一定要进入一种“林肯论辩”的过程才可能展开。在这个理解、消化的过程中，美国将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文明样式，改革自己的政治存在方式。中国也一样，在与美国相处的过程中，改变自己，达到那样一种变化。这是一个真正宏阔的世界历史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意识如何从彼此茫然无知，到彼此深存误解，最后彼此实现和解，达致一种普遍秩序。

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中国被还原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美国也被还原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这个世界历史过程的完成，表现为世界秩序的普遍司法化。现代政治的意识形态所构造出来的政治空间，在“林肯论辩”的时间维度之展开中，形成一种真正的普遍秩序。在此普遍秩序中，国家变成财政单位，变成社会福利组织单位，民族成为多样化的文化形态，变成日常生活方式。

这是对同时包含着时间与空间之双重维度的古典帝国的某种回归。作为空间存在的国家，在“林肯论辩”的时间维度中与世界不断互动，与世界秩序共同演化；“宪法典”叙事中对时间维度的屏蔽，共产主义叙事中对空间维度的屏蔽，因此而全部获得突破。古典帝国“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这回还可以加上“文化的归文化”。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单位，其政治性消散于普遍秩序之中，民族国家时期构建起来的列强体制，也就渐渐退缩在诸历史主体的普遍联系之中而被彻底克服；对历史的叙述，终能祛除政治的遮蔽，作为历史而回归。

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人类普遍宪制展开的过程。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秩序的冲击以及对中国自身的改造，带来了普遍宪制展开的可能性。其过程不会一马平川，必定多有反复，这也是“林肯论辩”的常态，但从长线来说，其方向不会有变。这在更深的意义上吁求着中国精神格局的转型，以便从自觉意识上让中国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逐渐融合在一起。当我们达到这个转变的时候，就消除了民族精神分裂和精神内战的可能性，从而成为一个精神饱满的民族，一个自我实现了的民族。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也只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这个民族内部的自我立法和自我治理，才有可能最终完成。

基于对这样一种生成中的世界的理解，中国必将自己的现代转型最终落实为宪制，在制度层面上将自己的内政秩序与国际秩序联立起来，从而在实力、理想、制度三个层面上完成自己的世界主义转型。这个过程会进一步推动人类普遍宪制的展开过程。

中国的宪制不可能通过一次简单的立宪活动而实现，因为其内涵远超一部简单的宪法典。它必须能够结构性地反映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反映中国作为世界之全息缩影的现实；将中国复杂多样的现实统合在统一的法权秩序当中，既承认超大规模国家内部地方主义的正当性，又不导向国家的分裂；在技术上使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日常政治既能有效运作，又不至于丧失对人民的代表性；对于中国的悠久历史、澎湃的革命史以及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都能吸收并表达在宪制的理想当中。

对这个宪制不能做法典化的理解，而需要做历史性的理解，但它又必须呈现为法典化的形式。这样才有可能让前述所有这些彼此之间经常有着巨大张力的要素，都在这个自由宪制中获得其表达；才能将前文反复讨论的世界政治与国家政治当中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之间的张力给出恰当的安顿，让中国与世界的共同演化过程，通过该宪制作为制度性界面，而获得恰当的表达。

一旦获得对这些意义的理解，中国的视界中将会展开一片前所未有的时空天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不断努力克服自己的内在失衡的历史。这种失衡在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都深刻地存在着；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内在失衡以及世界的失衡，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中国内部的困境，必须在全球秩序重构的框架下，通过中国的世界主义化才能够化解；中国的外部困境，也必须通过中国对自我意识的重新表达来获得突破。中国的失衡需要通过一个宪制过程来驯化，世界的失衡同样需要在一个普遍宪制过程中被驯化。

现代政治在其初起之际是以意识形态为其正当性基石的。意识形态直接塑造着人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一种观念的而非实践的政治理念便被建立了起来。它的极端表现，是用“观念”取代过去的“宗教”，将政治再绑架进入一种“伦理官僚世界”，形成一种对于民族的致密体认识，这在现代呈现为韦伯所痛恨的“理性的铁笼”。两次世界大战的源起，与这种观念对政治的绑架有着深刻关联。今天，在去政治化的世界，将再一次面临被观念所绑架的危险。在一个因为各种世界层面的失衡与挑战而被打开的“林肯论辩”的过程中，异化了的“伦理官僚世界”将再次获得机会形成自我突破，真正进入到“政治世界”；而中国本身也将在这个过程中突破自己的历史，进入到“政治世界”。

咨诸中国的历史，我们现其在若干轮的大循环中，内在地包含着一个自由的展开过程。中国的古代历史便是这种自由的现实展开过程，但它到古代后期却走向了自己的悖反，以至于无法兑现自己的轴心文明对于人性与尊严的承诺，从而内在地吁求着外部力量的到来。到了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乃至互构，而朝向自由法权，经历了艰难的转型历程。今天，实现了经济崛起的中国，已经在用自己的力量深刻影响着世界法权。虽然从长线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但从中短线看，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将在深刻的意义上，决定世界如何向前演化。

归根结底，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决定了，世界的自由将以中国的自由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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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的合题 (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