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联合调查组,省纪委书记!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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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县的县委书记秦文超是汉江省常委,纪委书记秦思源的侄子,似乎是出身豪门,书香门第。
实际上,秦家在建国之后被冲击的很厉害,秦文超的童年过的非常的糟糕。
在那个年代,生活在农村被冲击家庭,几乎等于,贫穷,饥饿,痛苦。
6岁没了父母,从小跟着爷爷长大,一直被亲戚救济。
好在秦文超还算有志向,1984年,18岁的他,走过独木桥,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文山市市委。
当时文山市市委书记是于华南,很快,秦文超就被于华南看中,被于华南带在身边当了一名政治秘书,算是前途无量。
后来,秦文超也确实是前途无量,跟着他的老领导于华南,一路往前走,离开文山,去到省里,他也从一个政治秘书升到了汉江省纪委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的位置。
那时,秦文超还不到30岁,就已经是实权的正处级了。
一直到1999年,年仅33岁的他,就出镇一方,出任汉江省人口最多的大县古龙县的县委书记,于华南出任省委副书记的第二年,就准备重点培养他,把他外放到地方历练。
古龙县作为当年赵兴国的龙兴之地,是汉江省率先分地的地方,当时吸引了汉江和周边身份大量的逃荒人口,之后,古龙县人口暴涨。
古龙县就算地再多,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也不够分,好在后来赵兴国去到文山任市长,把文山打造成了一个重工业城市。
古龙县很多农民虽然没地种了,但却可以去文山市打工,也能养家糊口,古龙县的大量人口,倒也没有成为噩梦和负担。
毕竟,有赵兴国嘛,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赵兴国在汉江,那是比赵立春都更加传奇的传奇。
一生官途,几起几落,还不止一次蹲过号子,甚至差点枪毙。
国家那时不允许私人拥有耕地,赵兴国当时在古龙县当副县长,就偷偷的分,后来影响越来越大,一传十十传百,农民全部往古龙县逃荒分地去了,最后事发,赵兴国被抓差点判刑枪毙。
幸好当时文山市书记刘书记看他是个人才,搭救了他,他也算是运气好,关了没几年年,就改革开放了,他就被放出来了,还成了先进典型。
这一次起落,也奠定了赵兴国的执政风格,如果说李达康和赵立春是法无禁止即自由。
那么赵兴国的信条就是,只要对经济有利的,就算法律禁止,也要干。
在赵兴国看来,只要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法律,那都是恶法,国家迟早会修改乃至废除,我们要走在国家的前面。
所以,国家没有完全开放市场经济,他先在文山开放了,而且派人到处到全国各地挖人,挖企业,其他地方政府吃饭都赊账,从企业要东西,就跟从自己家拿一样,从来没有什么市场经济的买卖和诚信意识。
赵兴国不一样,文山市政府从不欠企业的钱,买东西就给钱,签了的合同就遵守,在当时那个年代,文山市简直就是一朵奇葩。
当时文山副市长马达,卖了一匹物资,刚刚好遇到大雨发洪水,这批物资在运送途中被冲走了。
马达就打算赖账,反正市政府也没见到,天灾人祸,谁也不想。
企业当时也已经认赔几十万了,没想到,赵兴国硬顶着市委书记于华南和马达的反对,把这几十万给了企业。
有这样的一个遵守市场经济规则的市长,自然很多企业愿意来文山,赵兴国顺势就把文山打造成了一个重工业城市。
这还不算,赵兴国之后还盯上了国外的资本,技术和企业,居然想要先开放和外国企业的合资。
因为这事,赵兴国和市委书记,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的于华南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你从国内挖企业来文山也就算了,还要引进外资?疯了?不知道外资的条件多么苛刻吗?那是卖国!
这次文山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激烈对抗影响极为恶劣,汉江省只能各打一板子,两人双双调离。
最后,于华南的亲信,副市长马达成了市长。
马达成了市长后第一件事,就拒绝了赵兴国已经谈好的外资,气的赵兴国吐血。
“我说过,未来文山想要在工业上保持竞争力,就只有引进更加先进的技术,进行产业和产品升级,没有这些先进的技术,我们拿什么来和其他兄弟城市,其他兄弟省份的相同企业竞争?你们以为你们守住了文山的利益,汉江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实际上,你们才是在犯罪!”
马达这个市长,不贪不腐,个人情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和于华南一样,视市场经济如洪水猛兽,非常拥抱计划经济。
马达本就看不上赵兴国,怎么可能会听一个已经离开的市长的话。
文山的灾难也从这里开始了。
赵兴国在文山的先发优势,很快被其他城市,省份的后发优势取代。
文山的产品从生产多少卖多少,到后来需要竞争,再到后来,竞争不过卖不出去,仅仅只用了4年时间。
1997年,夏国陷入严重的三角债危机,文山尤其严重,产品卖不出去,生产企业没钱,没法还原料企业的钱,原料企业没钱,也没法还更上游企业的钱。
那时,文山几乎各个厂子,企业都濒临破产倒闭,救都救不回。
京工集团能救回来,那是因为京工集团本身的技术和产品是先进的。
赵兴国和合资合作,实际上是准备把国企慢慢的转为合资,引进先进技术,然后扶持民企,为国企增加竞争,优胜劣汰,从而完成文山经济转型。
如果真的能完成,文山就不会在1997年有问题。
问题是,赵兴国没有完成这些,只是开了个头,就离开了文山,一堆技术老旧的国企厂子在1997年大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
文山的那些曾经为这座城市带来辉煌的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农民工纷纷下岗。
下岗工人守在老厂房,穷困的跳楼自杀。
在文山市没有了工作的农民工不用自杀,只能回到家乡。
人那么多,地那么少,夏国人又非常的念乡,只要能吃上一口饭,饿不死,也不愿意轻易离开。
主要是也没地方去,那时,全国都在大下岗,哪有国企招人?
至于私企,那个年代的私企很少,主要是国有经济,而且,私企非常不规范,农民工又没有文化,人私企也不愿意要啊,所以出去,也只能卖苦力,还不如留在家乡种地,顺便再偷偷跑到独岛乡下海捕鱼,饿不死就算了。
古龙县的农民工学历不高,都是农民,不像城里的那些下岗工人,有学历,有知识有文化。
可是面对大下岗时,就算城里的那些下岗工人,也很迷茫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最后一个个在贫民窟一样的倒闭产房混吃等死。
虽然没有城里工人的文化和知识,古龙县农民工却有土地,不是很多的土地,所以他们倒是不至于迷茫,还是能务农的。
而这一切,对于汉江省人口最多的古龙县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一下子涌回来了这么多之前在外务农的农民工,这怎么弄?
这么多人扎在土地上,吃一顿饿一顿,有些人是能承受的,但是还有一些人不愿意饿一顿,怎么办?
当然是偷,是抢,甚至是杀人。
那时,人贩子遍地,小孩出了自己的村都要小心,女人出了自己的县就要小心,男人出了自己的市就要小心。
古龙县治安环境迅速恶化,整个古龙县近乎是接近崩溃的边缘。
文山市最后濒临崩溃,作为之前的市委书记,于华南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已经升到省委副书记的于华南也没有推卸责任,主动承担了振兴文山的责任,让马达滚蛋,让另外一个大将田封义当市长。
同时,在1999年,把自己最看好的年轻人秦文超送到情况最糟糕的古龙县当县委书记。
田封义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不就是城里的工人没饭吃嘛?多一张凳子,多一双筷子,多一张桌子不就行了?
还能继续运行的企业,多招些工人,一份工资养一个人,太奢侈,那就养五个人,一个科室,怎么能只有两个副科长?那不行,最少六个,都当副科长了,那干活的不就没了?
没关系,到社会上找临时工,那么多下岗工人,一个副科长配一个司机,一个秘书,一个生活助理,一个保镖,一个通讯员,一个办事员。
这么干,倒也暂时稳住了文山市的下岗工人问题。
田封义的做法其实并不多么高明。
农民工下岗回乡,一亩地多养了几个人。
城市的下岗职工,则是一份工作多养了几个下岗职工。
精髓就是,虽然大家都吃不饱,都穷,但是,也都饿不死。
饿不死,活着,也就够了。
田封义不是没有想过把人赶到汉江省南部去。
但是,根本没有人愿意去。
农民工没文化,不想去外地当苦力,能活下去,就留在家乡。
文山的下岗工人,祖祖辈辈都吃国家粮,身上有干部身份,看不上给别人打工的私企。
文山的工人和东三省的工人是一样的,投资不过山海关,是因为投资环境不好,而工人普遍看不起私企,也是属于投资环境之一。
你以为下岗工人多,随便开个工厂也不愁招不到人,实际上,这些下岗工人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去私企进厂。
我当年都是跟刘书记,于书记,赵省长打的江山,现在你让我们去伺候别人?做不到。
文山,那几年就是噩梦。
田封义能想出这样‘多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一双筷子’的政策,那也是真的人才,是属于看清楚了问题的本质。
临时工,那也是吃皇粮啊。
所以,田封义后来被省委清算,说是在文山乱搞,却被于书记死保。
这也是一个原因,田封义已经尽他可能的给文山市工人活路了。
国企危机前,工人越多的地方,危机后,就被冲击的越重,越惨,那几年的夏国,经济问题是系统性的问题。
大部分城市,大部分省份都在崩溃,东三省甚至崩溃到现在都没缓过来,因为东三省工人最多,几乎全是工人。
东三省相当于夏国的文山,在国企危机前,东三省的工业是夏国最强的。
文山的工业,也是汉江最强的。
文山就是汉江自己的东三省。
文山市,城里有田封义用自己的方法给下岗工人活路。
而在乡下,见到这样的人间惨景,秦文超也用自己的方法给古龙县的农民活路。
李文昊猜测,应该是当时秦文超和时任银山市委书记的张汝宁达成合作,把古龙县的农民工,都往省城送。
省城的血源源不断从银山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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