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 小白菜与举人 (第2/2页)
酒足饭饱的郑锡滓返回杭州后，竟拍着胸脯担保此案确系“公正无私”，毫无冤情可言。杨昌溶见状，基于现有“证据”及郑锡滓的调查报告，认为此案证据充分，遂迈出最后一步，将此案正式上报朝廷，等待刑部的回文核准执行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死刑。
眼看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命运即将走向绝望的终点，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翻案希望渺茫。
故事并未就此落幕，一场惊天逆转正在悄然酝酿，等待着揭开真相的那一刻。
就在各级官员翘首期盼刑部的审批回复期间，身处囹圄、心如死灰的杨乃武，在胞姐杨菊贞竭力恳求与激励下，强忍绝望，颤抖着手写下了那份泣血的申诉状。这份状纸承载着他沉冤待雪的最后希望，由他新婚妻子詹彩凤——即杨詹氏的妹妹，怀抱坚定信念，奔波于杭州各大衙门之间，试图洗刷冤情。
一路申诉却处处碰壁，徒劳无功。面对一次次挫败，杨菊贞并未妥协，她深知弟弟的清白唯有通过最高途径才能昭雪，于是毅然决定亲自携带申诉状北上京城，直接向皇帝告御状。
初次上京之路充满艰辛，杨菊贞四处碰壁，财力几乎耗尽，孤立无援之际，幸得当时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慷慨解囊，给予援助。虽然初次尝试告御状未能如愿，但她并未气馁。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炎炎七月，杨菊贞携同詹彩凤再次踏上了艰难的进京之旅。
这次，她们在胡雪岩穿针引线下，有幸接触到时任刑部官员的浙江同乡夏同善。夏同善的出现，仿佛一线曙光照亮了这对姐妹孤注一掷的申诉之路，预示着这场扑朔迷离的冤案将迎来峰回路转的关键转折。
在浓厚的乡土情谊驱动下，夏同善这位刑部官员伸出援手，为杨家姐妹铺设了一条寻求公正的道路。他建议她们逐一拜访京城内的三十多位浙江籍高官，并将满载冤情的状纸分别送达步军统领衙门、刑部以及都察院，力求扩大影响，唤醒更多正义之声。
同时，夏同善并未袖手旁观，他深知此案非同小可，遂果断将案情通报给刑部右侍郎翁同龢。翁同龢在详细审阅诉状后，深深被其中的冤屈激起义愤，遂奋笔疾书，起草了一份激昂的奏折，直呈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两位宫中主宰。
慈禧太后在阅读奏章后，心中涌起同情之意，遂颁下一道震撼朝野的懿旨，特别指定浙江巡抚杨昌濬必须重启此案，彻底查明真相。
面对皇太后的亲自干预，杨昌濬不敢有任何怠慢，只得硬着头皮，调集了湖州知府锡光、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以及黄岩知县陈宝善四位官员，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联合审查团队，共同对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进行重新审理，以期拨云见日，还事件一个清晰的原貌。
随着案件热度攀升，上海《申报》紧抓社会焦点，连续追踪报道，使得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犹如烈火烹油般迅速燃遍江南大地，进而震动了整个大清王朝的庙堂江湖。
迫于汹涌的舆论压力和慈禧太后的权威震慑，参与此次重审的所有官员均不敢再滥用酷刑。杨乃武与小白菜抓住机会，双双推翻了先前被逼无奈承认的“口供”，声泪俱下地控诉自己遭受的屈打成招之苦。
眼看真相即将浮出水面，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情有望昭雪，命运却在此时陡生波折——正当关键时刻，同治皇帝不幸驾崩，国丧之下，此案被迫暂停审理，陷入停滞。
面对迟迟未能结案的局面，刑部给事中王书瑞上奏朝廷，质疑杨昌濬等人有意包庇、拖延案情进展。于是，朝廷改派浙江学政胡瑞澜作为钦差大臣，负责复审此案。
杨乃武和小白菜满怀期待的曙光转瞬即逝，迎来的却是更为严酷的现实。这位钦差大人胡瑞澜手段狠辣，较之先前的刘知县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昼夜不停地对二人进行严刑拷问，杨乃武的双腿在酷刑之下被夹折，小白菜的十指亦被拶刑至脱落。在无尽的折磨下，二人在万般无奈之下，再次被迫作出了虚假的供认。
光绪元年，十月初三的清晨，紫禁城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胡瑞澜，这位一向以铁面无私自居的官员，怀揣着结案陈词，步履沉重地走进了皇太后的宫殿。他向两宫皇太后及年幼的光绪皇帝递交了奏折，言辞凿凿地表示此案并无冤情，应按原审判定罪。
在宫殿的另一端，杨乃武心如死灰。他深知，胡瑞澜的这份陈词，无疑是将他推向了深渊。绝望之中，他提笔给自己写下了一道挽联：“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邢台，乃武归天。”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对胡瑞澜这个草菅人命的糊涂官的讽刺与愤怒。
正义的火种并未因此而熄灭。当上海《申报》公布了胡瑞澜的终审报告后，整个浙江的举人、生员们沸腾了。他们愤怒于这起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冤案。以杨乃武的好友汪树屏、吴以同、吴玉琨为首的30余人，联名向朝廷提出了控告，要求提京彻审，昭示天下。
与此同时，十八名浙江籍京官也联名上书，请求刑部直接审理此案。他们深知，这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案件，更是关乎浙江士子读书上进之心的大事。
在朝堂之上，翁同龢、夏同善及张家骧等重臣也不断向两宫皇太后进言，强调：“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朝廷公正与士子前途的担忧。
此时的光绪帝尚年幼，朝政大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她欲借此案立威，对审理官员的阳奉阴违感到恼怒。于是，一道谕令如雷霆般落下：由刑部直接审理此案！
刑部接手此案，一路北上，将杨乃武、小白菜以及相关证人带往京城。途中，一名眼尖的官员在仔细审视葛品连的尸检报告时，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痕迹。他心生疑虑，决定将整个棺材也一并运往京城，以便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光阴流转，转眼到了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那天，京城的海会寺内人头攒动，刑部尚书桑春荣率领着一支庞大的队伍，包括堂官、司官、仵作和差役四十余人，以及杨乃武和小白菜二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公开验尸，揭开葛品连死亡的真相。
在众目睽睽之下，仵作小心翼翼地剖开棺材，对葛品连的尸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终于得出了结论：葛品连并非他杀，而是因病致死。这一发现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屈也由此大白于天下。
事实摆在眼前，杨乃武和小白菜的罪名终于得以洗清。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平反谕旨，宣布杨乃武与葛毕氏（小白菜）无罪释放。然而，尽管他们得以重获自由，但慈禧太后对他们的处罚并未完全撤销。葛毕氏因与杨乃武同桌共食、诵经读诗，被认为不守妇道，被处以杖八十的惩罚；而杨乃武虽未与葛毕氏通奸，但同食教经，不知避嫌，被处以杖一百的严惩，且其举人身份也被剥夺，不再恢复。
这一案件的平反虽然为杨乃武和小白菜带来了正义，但他们的命运却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那些隐藏在背后的真相和谜团，也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余杭知县刘锡彤，这个罪魁祸首，因一时疏忽，错将毒药当作病状，致使无辜的葛毕氏与杨乃武遭受严刑逼供。最终，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判流放至遥远的黑龙江。然而，他的流放生涯并未持续太久，便在那苦寒之地终结了生命。
与此同时，那些涉案的官员们，如杭州知府陈鲁、浙江巡抚杨昌濬、已死的蒯贺荪、宁波知府边葆城、嘉兴知县罗子森，以及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郑锡滓等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他们或被流放，或被革职，或被查办，每一个都罪有应得。
然而，令人讽刺的是，那个曾被革职的浙江巡抚杨昌濬，竟然在不久后复官，并被提拔为闽浙总督，成为一方封疆大吏。这样的转变，让人不禁感叹权力的无常与讽刺。
终于，这个长达三年多的晚清冤案得以平息。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两位无辜的受害者，终于洗清了冤屈，得到了应有的平反昭雪。他们的遭遇，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也警示着后人，权力的滥用与草菅人命，终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在这个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原本的第一被告，葛品连的妻子小白菜，却在审理的旋涡中渐渐失去了焦点。出人意料的是，杨乃武这个原本被视作“共犯”的角色，却逐渐成为了整个案件的核心。小白菜，那个原本应该是主角的妇人，却在这过程中被边缘化，最后几乎成了案件的配角。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深究之下，不难发现，杨家为了替杨乃武洗清冤屈，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案件的平反。他们的努力，让杨乃武的名字成为了这场风波中的风暴眼。
事实上，如果不是杨乃武，小白菜可能早已成为地下一缕冤魂，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人世。但幸运的是，杨乃武家境还算小康，他的胞姐和妻子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他们上京告御状。然而，即便是有着这样的经济基础，杨家为了营救杨乃武，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落得倾家荡产，家徒四壁的下场。这场官司，不仅改变了杨乃武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杨家的生活。
出身贫寒的小白菜无疑是弱者中的弱者，她几乎没有任何力量为自己洗清冤屈。那么，在当时的社会里，像小白菜这样的普通人，是否都面临着有冤无处伸的困境呢？
对于绝大多数的百姓而言，告御状并非易事，这条道路既艰难又遥远。摆在面前的第一大难题便是经济。没有钱，何谈上告？更不用说面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了。
而杨乃武，身为新科举人，他拥有的特权无疑为他在这场官司中增添了不少筹码。正因为有了这一层身份，此案才会多次被反复审理，审案官员的迟疑和程序的复杂都为杨乃武争取到了更多的为自己鸣冤的时间。
此外，杨乃武平日里还兼写诉状，可见他对大清律法有着相当深厚的了解。在上诉过程中，他的家人也完全按照先地方、后赴京的正规流程行事，这样的做法既体现了他们的谨慎，也显示出他们对律法的尊重。
最为关键的一点还是杨乃武背后的浙江士绅们。其中，汪树屏与杨乃武乃是同科同榜的举人，他当时正在京中担任内阁中书，其家族背景深厚，这样的关系无疑为杨乃武的翻案增添了不少分量。
还有夏同善，这位翰林院编修、原兼署刑部右侍郎，不仅是光绪帝的老师，还与刑部右侍郎翁同龢有着深厚的人际关系。这样的权力网络和人际关系，对于杨乃武的翻案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吴以同，这位虽无显赫官职的文人，却常在庆余堂担任西席一职，由此可知，杨家之所以能够获得庆余堂老板胡雪岩的慷慨资助，吴以同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这三人背后，隐藏着一张错综复杂的人脉网，其力量之大，绝非寻常百姓所能想象。小白菜这样的普通民众，即便心有冤屈，也只能望洋兴叹，无法触及这样的社会资源。
杨乃武能够成功翻案，看似是命运的偶然眷顾，实则背后隐藏着诸多必然因素。而吴以同与庆余堂的关系，便是其中之一。
那么，那18位浙籍京官，又为何会如此积极地为杨乃武申冤呢？这其中的缘由，自然不仅仅是因为人脉关系那么简单。
这些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浙籍京官，他们深知为杨乃武出头，必然会得罪一批审案的官员。这样的冒险举动，绝非仅凭同情之心就能做到。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义无反顾呢？归根结底，便是那份“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情感。当年的《申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地方绅士之所以敢与大宪为敌，呈上驳诘之词，非因受冤者是他们的士林同类，恐怕也不会有如此大的出力。
无论是浙籍京官还是浙江士绅，他们不惜代价为杨乃武伸冤的最终目的，便是保护浙江读书人的声誉。在那个读书人被视为道德典范和社会标杆的时代，声誉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
正如夏同善在上奏中所言：此案如不究明实情，浙江将无一人读书上进。与杨乃武相比，小白菜这个孤立无援的平民百姓，她的伸冤之路显得如此渺茫，几乎成了一种痴人说梦般的奢望。
杨乃武在37岁那年终于走出了牢狱，他的仕途已然被这场飞来横祸阻断，遍体鳞伤的他回到余杭县，家中已是四壁空空。然而，他并未因此颓废，而是选择重拾杨家祖业，将全部心力投入到蚕桑养殖的研究中。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竟培育出一种独特的蚕种，这种蚕孵化率高、抗病力强、结茧层厚且色泽光亮，他将其命名为“凤参牡丹杨乃武记”，在江浙一带深受蚕农的喜爱。
然而，命运似乎并未完全眷顾这位历经磨难的男子。民国三年（1914年），杨乃武因患疮疽而离世，享年74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余杭镇西北舟枕乡安山村附近，静静地诉说着他一生的传奇与坎坷。
小白菜在出狱时年仅25岁，尽管冤情已得到昭雪，但她仍被定罪为“不守妇道”。生母和婆母都不愿接纳她，新任知县也劝她重新嫁人，但她坚决不肯。最终，她被迫流落到余杭县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成为了慈云老尼姑的徒弟，法名“慧宝”。
这座庵堂里并无多少香火，小白菜便以养猪、养鸡为生。闲暇之余，她会翻阅一些书卷，寻找内心的宁静。民国十九年（1930年），小白菜圆寂，享年76岁。她的一生，如同那庵堂里的青灯古佛，虽历经沧桑，却仍保持着一份淡然与坚韧。
在杨乃武离世时，小白菜曾前往送葬。而在她临终之际，也留下了一份遗言，她称自己害了杨乃武，今生今世无法报答他的恩情，只能寄希望于来世再报。这份遗言，如同她的一生，充满了无尽的遗憾与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