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篇——汉宣帝 (第2/2页)

宣帝兴于民间，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平陵，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丞相议奏为“不道”罪。宣帝此时要求用自己的私钱——水衡钱来为昭帝修建平陵。几天后，使者来召田延年到廷尉处听罪。田延年自杀。

宣帝不仅以执法严明着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地节三年（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

地节四年（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

五凤四年（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还先后多次下令，大赦天下。

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宣帝一语道出了其中要诀。这一制度从宣帝以后，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而且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汉家制度”的经验教训，以强化其统治。

自马邑之谋（前133年）反击匈奴开始，汉朝历经袭破龙城、河南、高阙、定襄、河西等系列会战，终至漠北之战（前119年）击败匈奴，从此奠定汉强匈弱的格局。但匈奴并未臣服，相反经过十几年的恢复后，声势复振，与汉争斗竟败少胜多，汉武后期有赵破奴2万骑受降城之没、李广利3万骑天山被围牺牲六七、李陵5千步兵浚稽山败没，甚至最后李广利7万铁骑燕然山全军覆没，不过匈奴惨胜犹败，内部又有不和，双方实力对比也未转换。

宣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年），汉朝发铁骑16万余兵马，分五路攻打匈奴，这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

第二年（前71年）冬，匈奴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不久，汉军三千骑击匈，捕得几千匈奴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

神爵二年（前60年），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日逐王被封为归德侯。

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赞谒称臣做北藩，“匈奴款塞、单于来朝”成为宣帝朝的一大盛事。

单于朝礼完毕之后，汉朝派使者引导单于先行，住在长平。宣帝从甘泉宫到了池阳宫，登上长平山坡，诏令单于不要来拜谒，而左、右当户那些大臣都被允许列队参见，还有各蛮夷部落的首领王侯有几万人，都在渭桥下夹道排列，迎接宣帝。宣帝登上渭桥，人们都山呼万岁。

西域历来是汉匈的第二战场。西域本匈奴势力范围，匈奴置僮仆都尉驻扎在焉耆一带，管辖西域诸国。汉武帝通西域、败匈奴、伐大宛后，声威亦远震此地，汉使往来不绝，并屯田渠犁。汉匈遂在西域形成了拉锯战，你来我往，此消彼长，情形至为复杂。武帝后期，因击匈失利和诏罢轮台之戍，汉势有所减弱，昭帝时，霍光遣傅介子计斩楼兰王，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又有所加强。到了宣帝初年，汉匈仍以天山为界，南为汉朝势力范围，北则为匈奴。

汉昭帝末期，匈奴派使者到乌孙国，想得到远嫁乌孙的解忧公主，又攻打乌孙国，攻取了车延、恶师等地。公主上书汉天子求救，汉朝把这事下交给公卿大臣们商议，没能决定怎么办。这时，汉昭帝驾崩，宣帝继位，乌孙国首领昆弥又上书汉天子，说：“我们接连被匈奴侵伐削弱，我愿意把国中一半的精兵共有五万人马都拿出来，尽全力反击匈奴，希望汉天子派兵，救救公主。”

七月，宣帝动员与选派关东轻车锐卒，挑选各郡国位在三百石的强健而谙于骑射的吏员，都从军西征。命田广明、赵充国、田顺、范明友、韩增为五将军，发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符节指挥乌孙兵，出击匈奴。最后俘获了单于的父辈及嫂辈、居次、名王、犁污都尉、千长、将军以下三万九千多人，抢得马、牛、羊、驴、骡、骆驼共七十多万头，匈奴部队连死带伤而减去的人数以及因远途迁徙而死亡的牲畜不可胜数，匈奴因此衰败损耗。

本始二年大捷后，常惠被派再返乌孙，赏赐其有功人员。因龟兹（西域一大国）曾杀汉屯田校尉赖丹，回国途中，常惠征调西域诸国5万人马，往攻龟兹，迫其国王谢罪并交出凶手姑翼，即斩杀之。

车师属于北道，为匈奴控制，对汉朝不敬。宣帝亲政的第一年（地节二年，前68年），即遣屯田渠犁的郑吉，发附近西域诸国兵1万余及屯田1500汉兵，往讨车师，击破降服之。匈奴派兵来战，郑吉领兵迎击，两军遭遇，匈奴竟害怕退去。后来，郑吉派遣300汉兵屯驻车师。

不久，南道的莎车王弟呼屠征杀了亲汉国王万年与汉使奚充国，自立为王，并煽动南道诸国叛离汉朝，南道因此阻断不通。当时郑吉还在北道，恰奉宣帝派遣冯奉世正出使大宛途中。冯奉世果断行动，征发西域诸国兵余，进攻莎车，打下了都城，平定了南道，并把惊惧自杀的呼屠徵首级，一路传送到长安。此乃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的事。冯奉世之后到了大宛国，国王对他尤其礼敬，因此还得到该国名马“象龙”，带回了长安

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郑吉破车师，降日逐王，声威大震西域，宣帝乃拜之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郑吉遂在西域中心，设置幕府，修筑乌垒城，距阳关2700余里，统领天山南北，汉朝号令得以正式颁行于辽阔西域。

西域都护的设置，不仅是汉王朝，更是华夏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自张骞之后，七十余载汉匈相争，直至匈奴日逐王归降之际，随着西域都护的设立，西域广袤地域正式归汉朝管辖。

西陲之羌，盘踞青、陇，民风剽悍，勇猛好战，策应匈奴，扰我边疆。

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宣帝派赵充国率军人，月用粮食19.96余万斛，盐1693斛，草25万余石,攻打西羌。不足1年，作战花费已达40亿钱，汉宣帝不得不动用帝室资财给以补充。后采取先打击先零部、招抚其他诸部方略，并实行屯田困敌的后勤策略，西羌诸部才于次年归汉。

在赵充国的讨伐下，羌乱两年完全平定，因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也就是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年。

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联合羌人共同侵扰汉朝。面对这种形势，武帝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正是这种联合，但派去的士兵也为羌人所败。这时，羌入又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郡县官吏也禁止不了。这时匈奴又想勾结羌人，以扩大对汉西部的侵扰。汉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大通河东岸）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甚众。

宣帝期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

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神爵元年（前61年）春，汉朝中央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安国不懂策略，一到羌部，就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

宣帝意欲起用赵充国平叛，但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宣帝就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没有超过老臣的人了。”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估计羌虏会怎么样，应当使用多少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军事情况难以遥测，臣希望赶到金城，制定出作战方案后上奏。然而羌戎只是弱小的夷族，违反天意背叛国家，不久就会灭亡，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给老臣，不要担忧。”宣帝笑着答应了。

于是，赵充国以古稀之龄督兵西陲。他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战斗准备。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罕、开羌，瓦解羌人各部落联合抗汉的计划，欲等羌人困顿之时再攻击。此时酒泉太守辛武贤上书请击罕、开羌，赵充国表示反对。百官商讨后都认同辛武贤，宣帝遂下书责备赵充国。赵充国再次上书详陈利害，建议先诛先零，被宣帝采纳。先零羌逃走，死亡被俘者众，罕羌前来归顺。

神爵元年（前61年）秋，宣帝赐书赵充国于十二月攻打先零羌。赵充国坚持上屯田奏疏，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赵充国的奏书每次上报，都要被交给公卿大臣讨论。刚开始赞同赵充国计策的人有十分之三，中期十分之五，最后达到十分之八。宣帝下诏质问先前说赵充国计策不好的人，他们都磕头认错。最终宣帝同时采纳了赵充国屯田与辛武贤、许延寿出击的建议。

神爵元年（前61年）冬，宣帝诏令强弩将军许延寿、破羌将军辛武贤、中郎将赵印出击西羌，斩首并降敌共八千余人；赵充国俘虏五千余。宣帝诏令撤军，只留下赵充国屯田。

神爵二年（前60年）夏五月，赵充国奏疏被许可，整顿军队而返回。同年秋天，羌人若零、离留、且种、皃库一同杀了先零羌的首领犹非、杨玉，同其他首领弟泽、阳雕、良皃、靡忘一起，率领煎巩、黄羝部落的四千多人投降了汉朝。汉朝遂设置金城属国来安置投降的羌人，西羌遂定。

汉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认真总结了汉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着的效果。

汉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

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豪强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假民公田）。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

本始元年（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

地节三年（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

五凤三年（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

甘露二年（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

甘露三年（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五凤四年（前54年）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入、价高时则降价粜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宣帝时期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宣帝帝继昭帝时期霍光主持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

汉武帝时，尊崇《公羊》，诏令太子刘据学《公羊春秋》，从此《公羊》兴盛。而刘据通晓后，又喜欢《谷梁传》而私下学习它。宣帝即位，听说祖父喜欢《谷梁春秋》，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和侍中乐陵侯史高，都是鲁人，说谷梁子本是鲁学，公羊氏是齐学，应当兴学《谷梁》。

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在殿中大辩论，平均《公羊》、《谷梁》异同，各自用经论处是非。《公羊》多不被赞同。萧望之等十一人各自用经义核对，多赞同《谷梁》。宣帝亲自进行审定，于是设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从此《谷梁》学大为兴盛。

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太史公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渐渐流传开来。杨敞与司马氏育有二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最先看外祖父写的《太史公记》，对《春秋》也很熟悉，因为有才能得到人们的称赞。杨恽喜欢结交英俊杰出的儒生，名显朝廷，被提拔为左曹。霍氏谋反，杨恽先听说了，通过侍中金安上禀告皇帝，于是皇帝召见杨恽，让他禀报霍氏谋反的事。霍氏家族服罪被杀，杨恽等五人因为举告有功赐封爵位，杨恽被封为为平通侯，迁升中郎将。

杨恽看到此时朝政清明，开始陈述司马迁的着作，于是《史记》得以公开传布。

掖庭令张贺为刘病已和许平君操办婚事，二人婚后一年生子刘奭。又过了几个月，刘病已被立为皇帝，封许平君为婕妤。这时，大将军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没有出嫁，又和上官太后是亲戚。大臣们提议册立皇后，都倾向于霍光的女儿，因此没有人请立许氏。宣帝就下诏说要寻求自己贫贱时的一口旧宝剑，大臣们明白了宣帝的心思，就奏请册立许婕妤为皇后。册立皇后之后，依照汉家旧例，皇后的父亲或兄弟应封侯。霍光认为许平君的父亲许广汉是受过宫刑的人，不适合封侯管理侯国，过了一年多才封他为昌成君。

故剑情深的浪漫典故从此开始流传，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道最浪漫的诏书，一道皇帝对发妻的许诺。

而霍光的妻子霍显一心想让女儿霍成君作皇后却又想不出办法。本始三年（前71年），许皇后再度怀孕，临产时生了病。霍显命女医淳于衍（掖廷护卫淳于赏的妻子）在滋补汤药中投进毒药，让许平君生产后服用。许皇后服用后不久毒发逝世。后来有人上书，控告那些医生给皇后治病时无用，都应该收系诏狱，并弹劾他们不道之罪。霍显害怕事情败露，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霍光，并且说：“既然已经错办了这事，你就想法子别让官吏逼问淳于衍了。”霍光听后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去奏请皇上，不要再追究淳于衍的责任了。宣帝不知内情，非常悲痛，为许皇后起谥曰“恭哀皇后”，葬于杜陵南园（也称少陵）。

霍显于是为霍成君做出嫁的衣服，准备进宫的用具，劝霍光把女儿送进宫去，果然霍成君被册立为皇后。她挥金如土，与许平君提倡的节俭完全违背。宣帝很宠爱她，霍皇后独擅房宠，没有为宣帝生下子嗣。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葬礼。

地节三年（前67年），宣帝立许平君子刘奭为皇太子。霍显恼怒异常，指使霍成君毒害太子。霍皇后屡次召见太子赐给他食物，但保姆总是先去品尝，皇后暗藏毒药却无法使用。后来谋害许皇后的事逐渐泄露出去。地节四年（前66年）七月，霍家设谋叫上官太后为宣帝外祖母博平君设置酒席，把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以下的官员召来，让范明友、邓广汉奉太后的制令将这些人拉出去斩首，乘机罢除天子而立霍禹为帝。此计尚未实施便被发觉，霍氏尽诛。

八月，宣帝废黜霍成君，令其迁往上林苑的昭台宫。十二年后的五凤四年（前54年）令其迁往云林馆，霍成君自杀，葬于蓝田县昆吾亭东。至此，宣帝终于为发妻许平君报仇。

元凤三年（前78年）正月，汉王朝发生了两件神异事件：

一、泰山、莱芜山之南发出了像是有几千人在一起的喧闹声。百姓去看，只见有块大石自己竖了起来，此石有一丈五尺高，四十八人合围那么粗，入地有八尺深，另有三块石头作为大石的脚。大石竖起后，有几千只白色的乌鸦飞下来聚集在它旁边。

二、昌邑社庙中已经枯死倒地的树活了过来。无独有偶，上林苑管理园林的官员发现，一株枯了许多年的柳树复起，更为奇特的是，这树上的虫儿，居然能把树叶吞食出文字形状，且读之成句：“公孙病已立”。

符节令眭弘因曾经师从董仲舒，颇学了些经术，有弟子百余人。他推衍《春秋》大意，认为：“石头和柳树都是阴物，象征着处在下层的老百姓，而泰山是群山之首，是改朝换代以后皇帝祭天以报功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它们并非人力所为，这就说明要有普通老百姓成为天子了。社庙中已死的树木复生，这就表示以前被废的公孙氏一族要复兴了。”

眭弘也不知道这公孙氏所在何处，就说：“我的先师董仲舒曾经说过，即使有即皇帝位并且遵守文德的君主，也不会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汉家是尧的后代，有传国给他姓的运势，汉帝应该普告天下，征求贤能的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而自己退位封得百里之地，就像殷周二王的后代那样，以顺从天命。”眭弘请他的担任内官长的朋友赐替他奏上此书。

当时，汉昭帝还很年幼，由大将军霍光管理朝政，霍光很讨厌此事，就把眭弘的奏书交给廷尉。霍光上奏赐和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两人都判处死刑。

《西京杂记》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宣帝幼时被收系在郡邸狱时，胳臂上还佩戴着祖母史良娣编织的彩色图案的宛转丝绳，上面系着来自身毒国的宝镜一枚，宝镜像八株钱那么大。传说这枚宝镜能照见妖魔鬼怪，能够佩戴它的人会得到天神的祝福，因此宣帝从危难中得到了解救。

宣帝即位后，每每拿起这枚宝镜长时间地感叹呜咽。他曾用琥珀装饰的竹筐装宝镜，用戚里出产的织成锦（又名斜文锦）包裹。宣帝驾崩后，宝镜不知哪里去了。

万里之遥的印度宝镜出现在西汉并非无稽之谈。张骞出使西域时曾身处大夏。并从大夏商人那看见了身毒国的商品。此镜或是得于彼时。张骞还朝后或将宝镜赠与太子刘据，刘据希望长孙病已能逢凶化吉，便让史良娣编织丝绳，系起宝镜。

潘岳在《西征赋》中写道：“宗孝宣于乐游，绍衰绪以中兴。不获事于敬养，尽加隆于园陵。”宣帝乃武帝曾孙，本该四世同堂享骨肉天伦之爱，却逢巫蛊之祸，襁褓中失怙失恃，全家皆亡，成为刘氏孤儿。而终身登大宝，中兴汉室，却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面对长辈遗物，却物是人非无从尽孝，只能兴建园陵以寄哀思，令人无限唏嘘。

历史评价

丙吉：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

霍光：操行节俭，慈仁爱人。

刘向：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亦以遭遇匈奴宾服，四夷和亲也。”“然文帝之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难及，似出于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

班固：1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2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

3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时举傅纳，听断惟精。柔远能迩，燀耀威灵。龙荒朔漠，莫不来庭。不承祖烈。尚于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