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汉简史 (第2/2页)
汉朝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西汉时称秀才，东汉避光武帝名讳改为茂才），均须经过中央复试。武帝时期设置太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公办学校，专门培养才学之士。
东汉时期，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
秦末汉初，由于长期战乱导致人口锐减，西汉建立时人口仅剩1300万[140]，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国人口约有3600万，汉武帝后期因繁重徭役导致户口锐减，至于史书中的”户口减半“是因民众不堪重负逃税导致人口登记不实以致，汉昭帝、汉宣帝相继息兵养民，到宣帝末年（前49年）人口已达5000万左右。元始二年（2年）西汉在籍人口达人，垦田顷，为两汉之最。学者考虑到未纳入统计的隐户及外族，因此认为西汉末人口应有6300万。
由于中国历史早期农业发展集中在黄河流域，故西汉人口密度分布极不均匀。以淮河、秦岭为界，北方人口约八成，南方人口不足两成。人口数超过500万的司、豫、冀、兖、青、徐五州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这五州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首都长安周围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人口数量在200万以下的有交、凉、并、朔方四州。扬、荆、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
新莽末年爆发绿林起义导致人口锐减，东汉建立后人口开始恢复。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全国有户，口；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全国有户，口；汉章帝章和二年（88年）全国有户，口；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全国有户，口，垦田面积达，为东汉之最。至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口，为官方统计的人口峰值。不过古今学者考虑到当时被豪强地主霸占或荫庇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仆等人群以及迁居汉地的匈奴、羌族、氐族等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故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达6500万。
东汉的人口分布又有变化。中原人口为躲避战火向长江流域迁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国四成。口数超过500万的有豫、荆、扬、益四州。荆益两州的人口都增加了一倍，扬州人口也增加了四分之一。南方人口增长的同时，北方大部分郡国人口减少。之后经过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到三国初仅余2224万至2361万人左右，仅有东汉人口峰值的40%。
此外，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简牍中还出现“滇国”“滇相”“滇丞”“滇廷”等记述，表明汉朝设立了滇相等官员治理滇国。简牍中有多块户版，表明汉朝已在益州郡推行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
汉代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出现了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汉朝的土地所有制与秦朝相同，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耕地税，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每人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口赋是儿童税，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纳二十钱。文景时期，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国家存粮进一步大涨，经济发展。
汉元帝时期，土地集中日益严重，自耕农大量破产，沦为佃农，豪强庄园势力日益强大。东汉后期，这一现象更甚。汉朝时期，铁农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国家注重兴修水利，尤以关中地区为最。着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东汉时期，出现了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率。
西汉成帝时有《泛胜之书》，此书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进行了总结，它记载了区田法搜种法、耕田法，对选择播种日期、种子处理、操作技术都有全面记载。虽然此书早佚，但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保存了不少有关史料。《泛胜之书》对汉代及后来的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西汉早期，冶铁业分国营（中央政府）、官营（地方经营）和民营三种类型。当时着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汉武大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但民间却鲜有私人冶铁业了。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到了东汉，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货币。
汉朝的纺织业亦有国营与民营之分，民间着名纺织业者有陈宝光等。到东汉时期，蚕桑养殖在长江和岭南等地开始推广。
这个时期还发明了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桥。造船已经采用了防水隔舱、多重桅和船尾柱舵，并且开始使用罗盘。
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了蒸馏酒，酿酒水平大幅提高。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至西汉时进入一个高峰。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文帝时期，在贵粟政策下，商人竞买爵位，扩大贸易领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地位得以提高。全国以商业发达的大都市为中心，形成若干个经济区域。这些大都市均分布在交通干线上。首都长安人口达二十四万人，有东、西九市，繁荣富庶。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被称作“五都”。北方的蓟（今北京）、长江三角洲的吴（今江苏苏州）、珠江三角洲的番禺（今广东广州）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东汉时洛阳取代长安成为最大的商业都会。交通干线上驿传罗布，车马转输，往来不绝。南方地区主要依靠水路运输。当时的造船技术十分先进，已可建造装载数十辆车的大船和设有多层的楼船。
当时商业门类繁多，高利贷也成为重要行业，称作“子钱家”。市场上商品丰富，从食品、布帛到牲畜、木材、铜铁器等无所不有。奴隶也被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出卖。除了固定的市场外，集市贸易是乡村交易的重要形式。
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逐渐发达，建立了自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丝绸之路”，主要出口丝织品，进口貂皮等毛织物以及香料、珠宝等。番禺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形成。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商人到达日南郡（治今越南广治）边境，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进贡特产。东汉时期货币的流通少于西汉，特别是黄金大量减少，人们常用缣帛和谷物进行贸易，自然经济的色彩较西汉时浓厚。
两汉时期文化科学异常活跃，对外交流意义重大。汉朝进一步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到现今，“汉人”仍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逐渐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亦被定名为“汉字”，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中国几千年的统治思想，并且最早开始在京师长安设太学，并且开始儒学中的经学，东汉光武帝时期太学生一度多达三万。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和学识。东汉桓帝时，仅太学生就号称有3万人。
汉朝最早使用年号，建元为第一个年号。汉初根据五德终始说，定正朔为水德，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属于火德。光武中兴后，这一说法得到正式承认，从此确立东汉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这种说法，因此汉代亦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刘汉”。
汉代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大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书籍，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发掘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武大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
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
独尊儒术加强和巩固了汉王朝的封建中央集权政治，有利于社会稳定、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增强了民众的凝聚力，对促进西汉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的发展和繁荣亦起了很在大的作用。由于尊儒，使得儒士得到重用和培养，儒士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对于封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董氏的大一统德政、重民、任贤等思想主张，适应了当时封建社会发展，有其积极意义。
汉代史学取得辉煌成就，出现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两部史学巨着。
司马迁继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被处以腐刑。他发愤着书，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终撰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卷、52万余字。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内容涉及社会各方面、不虚美、不隐恶，不受正统思想的束缚，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被誉为“实录”。它集编年、记事之长，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新体例，为以后历代正史所遵循。
东汉的班固在其父班彪所作《后传》65篇基础上，花二十余年时间编撰《汉书》。班固因事下狱而死后，由其妹班昭续写八表，马续补写《天文志》，合计100篇。《汉书》体例基本因袭《史记》而略有更改，不列世家，书改为志，并创《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文赡而事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但其历史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故论断是非与司马迁多有不同。
东汉时还有官修当代史《东观汉记》143卷，是后代史家撰写《后汉书》的重要依据，现仅存辑本24卷。此外，赵晔的《吴越春秋》和佚名所着《越绝书》开创了后代地方史志的先河。东汉末年，荀悦把班固《汉书》缩编为编年体《汉纪》30卷。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汉代文学主要有汉赋、散文、乐府诗三种形式。
赋从战国时期的骚体演变而来，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汉代开始流行。西汉早期赋以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为代表，多借物抒怀，文词朴实。汉武帝时出现了许多着名赋家，形成气势恢宏、意象迷离、辞藻华丽的大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赋一直盛行至东汉，王莽时期的扬雄，东汉的班固、张衡等均创作有着名的大赋作品。大赋过于追求文字雕琢、辞藻堆砌，内容多描写帝王、都市、宫殿、苑囿，思想内容贫乏，扬雄慨叹作赋是“童子雕虫篆刻”。东汉后期出现了抒情写物的小赋，摆脱了大赋的铺张刻板，格调清新，但仍缺乏旺盛的生命力。
汉代散文以书策最为知名。西汉前期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和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政论文，文辞慷慨，剖析深刻，文采动人，对后代散文产生了深远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以叙事生动、感情真挚、论理精辟，成为汉代散文的典范。
汉廷掌管音乐的机构称乐府，其职责之一是从民间采集民歌，进行加工配乐，称作乐府诗。汉武帝时乐府诗开始繁荣。乐府诗大多出自民间，内容丰富，情感真实动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建安年间的《孔雀东南飞》是汉代乐府诗的代表作。在乐府诗的影响下，东汉时出现了五言诗，如《古诗十九首》诗句平易动人，意境隽永，可与乐府诗相媲美。后世的《乐府诗集》《玉台新咏》也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
汉代绘画艺术趋于成熟。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代表了汉代绘画的最高水平。帛画长205厘米，分上、中、下三栏，分别表现天上、人间、地下情景，将想象与现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笔法细腻，色彩绚烂。
汉代还流行在宫殿、邸舍、祠堂、墓室等建筑上绘制壁画，题材以人物故事为主，此外还“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包罗万象。
朝廷少府属官黄门令下设有专门的画工，西汉着名的画工有毛延寿、陈敞等。东汉画工种类更多，和帝邓皇后诏令中曾提到画工39种。
石刻、砖刻画像是汉代典型的雕刻艺术形式。汉代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石刻、砖刻壁画。称为画像石或画像砖，在北方和四川等地均有出土，以山东嘉祥武梁祠、肥城孝堂山祠的画像石最为知名。其题材主要有狩猎、宴饮、乐舞、战争等现实生活内容和历史故事。构图复杂精美，线条刚劲有力。
汉代的立体雕刻艺术也很可观。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石兽群，利用石材的天然形态加工而成，古朴豪放。其中的马踏飞燕像，形态逼真。东汉的雕刻技术更为成熟，山东济南无影山汉墓出土加彩乐舞杂伎俑群、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石兽，姿态灵动。
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大约是西汉时期。历史上有“伊存授经”、“永平求法”等说法。“伊存授经”是西域来的外交官应邀向西汉末年的上层社会传授佛经。“永平求法”是东汉初年，汉明帝派员西行求法。白马寺是中国第一间佛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教经典是在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
张道陵创立道教也是这一时期影响中国的大事，张陵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渊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两大流派，一支为太平道；另外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张道陵创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内部还有一个大支派，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地区传播。
纸发明以前，中国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为竹简、木牍和缣帛。简牍笨重，缣帛价贵，都不适宜大规模制造和使用。西汉时已经出现植物纤维纸，但因技术不成熟，未能广泛应用于书写。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利用树皮、麻头、破布等廉价材料，制造出高质量的纸，适于书写，宜于推广，被称为“蔡侯纸”。中国的造纸术后来逐步传入朝鲜、日本和中亚各国，又经阿拉伯传入欧洲，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汉代天文学较为发达。《史记·天官书》详细记载了二十八星宿的名字和位置。当时人已能通过星辰运行准确推算出二十四节气，并保留下来对日食和太阳黑子的观测记录。东汉的张衡在天文学方面成就最大。他改进浑天仪，将齿轮与漏壶相连，观测星宿出没；发明候风地动仪，测定地震方位，被誉为“制作侔造化”。他着有《灵宪》一书，阐释天体演化原理。当时对天体的认识主要有“盖天说”和“浑天说”。张衡力主浑天说。
天文学的发展推动了历法的改进。秦和汉初沿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由于年代久远，汉时已与时令不合。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命司马迁与邓平、唐都、落下闳等人，作“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太初历是中国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又改用更为精密的“四分历”。
汉代的算学在《周髀算经》的基础上又有很大发展（一说《周髀算经》是前1世纪汉代的作品）。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吕后时期的《算数书》，奠定了《九章算术》的基础。《九章算术》是对战国、秦、汉古代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它的成书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代是中医学的奠基时期，出现了数种中医学着作，成为后世中医学的基本文献。《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书，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阐述生理病理现象和治疗原则，《灵枢》记述针刺法。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专着，收录了365种药物。
西汉名医淳于意善于诊病，《史记》记载了他诊治二十余例病人的情况，是中国最早的病案。
东汉末年，张仲景博采众方撰写《伤寒杂病论》，后人析分为专门诊治伤寒病的《伤寒论》和诊治诸种杂病的《金匮要略》两部。张仲景被后世誉为“医圣”。华佗发明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生。此外，血液循环也是首先在此时发现。
汉朝军制
汉代军队编制为伍长、什长、都伯、百人将、牙门将、骑督、部曲督、别部司马（军司马）、都尉（骑都尉）、校尉（但五校几乎成清贵武职，偏文）、中郎将（五官、左、右、虎贲中郎将类同五校）、裨将军、偏将军、杂号将军（裨将军、偏将军为杂号将军之末，与两字将军地位有别）、四镇、前后左右将军、四征将军（征东、征西、征北、征南）、卫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大将军。
汉朝早期实行征兵制，男子二十三岁起至五十六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保卫京师，名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另一支为北军，保卫首都其他地区。
汉朝建立之初，漠北的匈奴由冒顿单于统治，国力强盛，多次侵犯边境。汉七年（前200年）冬，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匈奴军队佯装后退，汉军则迅速北进到平城白登山。却在白登被冒顿单于的四十万精锐骑兵包围。刘邦与汉军被包围七天七夜。最后刘邦贿赂匈奴阏氏才得以逃出重围。由于长年战乱，国家初定，经济残破，汉朝采取和亲政策力求与匈奴暂时维持和平。
到了景帝时期，汉朝一方面继续和亲，另外也在边境进行屯田移民，在国内则实行复马令来增加马匹，加强士卒训练并大量制造兵器，这些都是预备反抗的准备。汉武帝统治时期，以卫青、霍去病为首的将领对匈奴进行三次大规模战争，汉朝得以收复河套并占据河西走廊，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关系，为汉与西域之间开辟通道，而匈奴则北徙漠北，匈奴帝国从此逐渐走向衰亡，匈奴威胁基本解除。
后来，在汉匈大战中战败的匈奴分裂，其中一部首领呼韩邪单于主动要求与汉称臣，汉元帝以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是为昭君出塞，北匈奴单于被陈汤于康居斩杀，陈汤上疏称“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到了东汉时期，实力大损的匈奴由于天灾和内乱又被分为南、北匈奴两部。其中南匈奴立呼韩邪之孙比为单于，与汉朝关系友好。北匈奴立蒲奴为单于，在汉明帝时期一度侵扰汉朝边境，后被击退。章和元年，北匈奴为鲜卑所破，单于被杀，其中五十八部降汉。章和二年（88年），汉车骑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北单于遁逃，窦宪在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还。此后，北匈奴退出漠北，被迫向西迁徙。
西域早期指东起玉门关、西抵葱岭的地区，后泛指包括今新疆与葱岭以西地区。西汉前期，西域诸国皆臣属于匈奴，到了汉武帝时期，于建元三年（前138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以联合夹击匈奴。张骞在路上一度被匈奴扣押，并在匈奴娶妻，十馀年后逃出，经大宛等国到大月氏，但未能取得夹击匈奴的答复。后来张骞东返，又被匈奴扣押。直到元朔三年（前126年）才返回长安，回来时只剩他和随从堂邑父两人，他的匈奴妻子也一并来到长安。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约乌孙共击匈奴。虽然张骞未能说服乌孙国王夹击匈奴，但是张骞却与其使节先后游历大宛等国，后来亦由各国使节陪同，返回长安，从此以后，汉朝与匈奴反复在西域地区争夺。元封六年（前105年），汉武帝以细君公主与乌孙和亲。细君公主死后，汉又在太初四年（前101年）以解忧公主续嫁。同年，汉朝大破大宛，西域南道各国都转投汉朝。汉武帝在乌垒设使者校尉，又在渠犁屯田。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又驱逐匈奴驻在西域的僮仆都尉，控制西域北道，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还在乌孙国都赤谷一带屯田。元帝时，又增戊己校尉，在车师前王庭屯田。西汉末年，西域分为五十五国。
新莽时期，王莽贬去西域各国国王的王号，降为侯，西域与中原王朝关系趋紧。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汉明帝派遣窦固入伊吾屯田驻兵，次年在乌垒重设西域都护，但好景不长，永平十八年（75年）六月，西域都护府被焉耆、龟兹攻陷，汉章帝继位后罢免西域都护，并诏令吏士回国，而当时身为军司马班超选择留在西域招抚诸国。永元三年（91年），汉和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至永元六年（94年）七月班超大破焉耆、尉犁，彻底收复西域。
随着西域局势的逐步趋于稳定，商旅往来日益频繁，丝绸之路在西汉后期形成。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汉朝遣使者至安息（帕提亚）、奄蔡、条支（西亚地区）和身毒（北印度）等国，一年多则十余批，少则五六批，携带金币帛等物品，需要至少两三年，甚至八九年才能返回长安。中国运往西方的物产以丝绸、铁器和漆器为主；而良马（大宛马）、骆驼、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胡瓜、胡豆和胡桃等也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西汉立国之始，它的南边有三个由中原人与当地人所建立的国家，即东瓯（今浙江南部）、闽越（今福建）、南越（今岭南及越南北部），统称“三越”。这三国虽受汉高帝册封，实际上为独立政权。到了汉武帝时，三越因互相攻伐而衰弱，先后被灭。为了防止东瓯、闽越再发生叛乱，汉廷将两国人民迁徒至长江与淮水地区，另以南越之地分置九郡，自此之后，该地并未发生大乱。
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地区发生叛乱，刘秀派遣马援平乱，大破叛军于浪泊，后又在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爆发象林蛮叛乱，自此林邑建国割据日南郡象林县。
西汉初，今云贵与四川西南部这一片广大的区域尚不属中国，盘踞当地的少数民族被汉人统称为西南夷，它们有的进入农业社会，有的则维持游牧生活，并且建立许多国家。汉武帝时期，令唐蒙由筰关入夜郎国，见其君多同，给予丰厚的赏赐，并告知其汉朝的声威，说服夜郎臣属于汉朝。元光五年（前130年），汉于夜郎及其附近之地置犍为郡；并于夜郎置夜郎县，以夜郎统治者多同之子为县令。同年，邛、筰、冉、駹等族，请求成为汉朝的臣属，于是汉在其地置十馀县，由都尉统之，隶属于蜀郡。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叛，汉朝下令西南夷发兵帮忙徵讨，西南夷不从。隔年，汉朝派郭昌、卫广击败西南夷，在这些地方设立益州等郡。新设诸郡辖区中的各部族，皆因其旧俗而治理，不征赋税。地方政府的开支，则由内地各郡分摊供给。西南夷至此纳入汉朝版图，西南夷内属后，仍有小规模的叛乱，终西汉之世，未发生大型动乱，到东汉时期，汉朝与这些地方联系更加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