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之魏国篇——魏国简史 (第2/2页)

魏惠王相张仪，是想利用秦国的力量对抗齐、楚的压力。张仪却是“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是要魏国投靠秦国。魏惠王当然不能就范，秦惠王于是生气，出兵攻打魏国的曲沃（今山西闻喜）、平周（今山西介休西，或说今山西灵石境）。这样，张仪的“连横”政策又受到挫折。

公孙衍是张仪的政敌，张仪在魏国推销“连横”政策，公孙衍就出来加以阻拦，要赶走张仪。于是派人到韩国去把张仪合秦、魏是“魏攻南阳，秦攻三川”，魏王重用张仪，是“欲得韩地”的目的告诉了韩国大臣公叔。公孙衍称，如果韩重用他公孙衍，秦、魏的交易就可以被阻止，并且可以达到“魏必图秦而弃仪，收韩而相衍”的目的。公叔认为此计很好，“因委之犀首以为功”，把国事委于公孙衍。

秦国咄咄逼人的东进政策，令东方各国生畏，纷纷支持公孙衍的“合纵”。齐国于是“以事属犀首，犀首受齐事”，燕、赵两国“亦以事属犀首”，接着楚国也“以事因犀首”。魏惠王见国属公孙衍以事，“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事，复相魏”。此即所谓犀首“佩五国相印，合纵连横”的一次“合纵”运动。

公元前318年，公孙衍在魏惠王后元十六年，代替张仪为魏相国；公孙衍发起合纵，联合东方各国以抗秦，有五国伐秦之举，有三晋及燕、楚五国，这一次合纵攻秦，参加的有魏、赵、韩、燕、楚五国，当时曾推楚怀王为纵长。但实际出兵和秦交战的，只魏、赵、韩三国，攻到函谷关，秦出兵反击，魏受到损失较大，魏使惠施到楚，要和秦讲和。联军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这次参加的国家有魏、赵、韩、燕、齐、楚。由于联军组织不严密，故被秦军击败。次年，秦派庶长樗里疾在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大败三晋联军，斩杀8万余人，“合纵”随即失败。

公元前293年，秦国为打开东进中原通道，由大将白起率秦军在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龙门镇）发动了歼灭韩魏联军的作战，史称“伊阙之战”。战争中，秦将白起针对韩、魏两军互相观望，不愿当先出击的弱点，以少量兵力钳制联军的主力韩军，以主力猛攻较弱的魏军。魏军无备，仓促应战，迅即惨败。韩军震慑，且翼侧暴露，遭秦军夹击，溃败而逃。白起乘胜挥师追击，全歼韩魏联军24万余人，攻占伊阙，夺取魏城数座及韩国安邑以东大部分地区。

战后，韩国精锐损失殆尽，再无力量单独抵御秦国，魏国对抵抗秦国力不足心，因此求助于赵国。三晋又重归于好。

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在和秦国的长平之战中，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老将廉颇，结果赵国大败，40多万兵士被秦国坑杀。

公元前257年，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的形势非常危急。赵国丞相平原君的妻子是信陵君魏无忌姐姐，平原君赵胜多次向魏安厘王和魏无忌送信，请求魏国救援，魏安厘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前去救赵。秦昭王得到消息后，派使者威胁魏安厘王，魏安厘王惧怕，就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军，留在邺扎营驻防，名义上为救赵，实际在观望形势的发展。

平原君不断派使者前去魏国催促，并责备信陵君不顾赵国和信陵君姐姐的危亡。信陵君为此忧虑万分，屡次请求魏安厘王出兵，门客也用尽各种办法劝说，但魏安厘王惧怕强大的秦国，始终不肯听魏无忌的意见。信陵君估计魏王已不肯出兵救赵，又不想看着赵国灭亡，于是凑齐战车一百多辆，打算带着门客前去赵国和秦军死拼。

信陵君到了邺，拿出兵符假传魏安厘王的命令要代替晋鄙担任将领。晋鄙合了兵符，验证无误，但还是表示怀疑，不想交出兵权。此时的信陵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让朱亥动手，用铁椎杀死晋鄙，强行夺权。

信陵君统领晋鄙的军队后，精选士兵八万开拔前线。与此同时，楚国也派出春申君黄歇救援赵国，在楚、魏、赵三国的联合下，一举击溃秦国，解除邯郸之围，并于公元前247年与其他五国联军，对秦国的侵攻军迎头痛击，攻秦至函谷关，秦国大败。

信陵君通过窃符救赵，合纵攻秦获得了巨大的威望，魏王担心他会危及自己的地位，所以将其罢免。信陵君知道自己不能再获得魏王的信任，便交出兵权，回到自己的府邸，整日喝酒于夫人为乐。不久，在沉闷苦恼之中，信陵君因酒色过度死去。秦国知道信陵君死后，便加大对魏国的攻伐力度，魏国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在苟延残喘中度日灭亡。据司马迁的《史记》中《信陵君窃符救赵》记载，信陵君窃符救赵后，让魏国将领带着兵符回魏国，因怕魏王降罪于他，所以带着门客留在赵国。

秦王政即位后，对魏国的压力不断加大。公元前245年，麃公将卒攻打魏长城以内的卷，斩首三万，公元前244年，蒙骜攻打魏国畼、有诡，次年拔，公元前243年，魏安厘王、信陵君死，魏景湣王继位，公元前242年，蒙骜乘机攻魏，取酸枣、长平、燕、虚等二十城，置东郡，公元前241年，拔濮阳，卫徙野王，公元前240年，攻汲，[19]公元前238年，拔魏垣、蒲阳，衍，公元前231年，魏国献地予秦，置丽邑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以水淹之计攻破大梁，魏王假投降，魏亡。

公元前209年陈胜起兵反秦，魏咎加入了陈胜阵营。陈胜派遣周市攻取魏地，当攻下魏地后，陈胜打算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愿接受，认为应该立旧魏国王族后人为魏王，于是魏咎被立为魏王，魏国复国。

公元前208年，魏王咎兵败自杀，魏豹逃到楚，得到楚怀王拨了数千人给他，再向魏地进攻。魏豹攻下了魏地二十余城，楚怀王立豹为魏王。魏豹带领精兵跟从项羽进入关中。

公元前206年项羽分封诸侯时，项羽想把大梁地据为己有，于是徙魏王豹于河东（大约是今山西省中南部），以平阳为都，封为西魏王。

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率兵从临晋渡过黄河，魏王豹向汉归降，带兵跟随刘邦攻楚。刘邦在彭城之战惨败后，魏豹以探望患病亲人为由离开刘邦回国，可是到达国内便叛离汉。刘邦遣郦生游说魏豹，被拒绝，于是刘邦遣韩信攻魏，俘虏了魏豹，把河东并为汉郡，魏亡。

魏国领土曾先后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陕西东部、河北南部、江苏北部。当时它西邻秦国，东隔淮水、颍水与齐国和宋国相邻，西南与韩国交错接界、南面有鸿沟与楚国接壤，北面则有赵国。魏国始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64年，魏惠王从安邑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此后的魏国又被称为梁国。

战国初期，魏国迅速成为实力最强的新兴大国，对天下诸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尤其对西邻秦国，魏国以强盛的国力军力，夺取了整个河西高原与秦川东部，将秦国压缩得只剩下关中中西部与陇西、商於等地。这种令诸国垂涎三尺的崛起，根源在于魏文侯开创了后来一再被历史证实其巨大威力的两条强国之路：一是积极变法，二是急贤亲士。

魏文侯在战国时期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

李悝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名言。李悝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腐朽落后的世袭制度的挑战。由于废除世袭制度，一批于国家无用且有害的特权阶层的人物被赶出政治舞台，一些出身于一般地主阶层的人，可因战功或因其才能而跻身政界，此举实际开创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为以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开辟道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大大削弱了魏国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后的封君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情况较好。

魏文侯大批起用当时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子，此所谓急贤亲士也。文侯之世，魏国群星璀璨文武济济，仅见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赵仓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故旧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至少，魏国初期一举拥有了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如此四个大政治家，实在是天下奇迹。由此，魏国急贤亲士的声名远播，以至秦国想攻伐魏国而被人劝阻。劝谏者的说法是：“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战国中后期，魏王拜惠施为相，其在位期间主张：一是“为魏惠王为法”，二是主谋齐、魏相王，三是主张齐、楚“偃兵”，倡言魏与齐、荆联合抗秦。其时张仪在魏，由此与惠施发生争论，惠施被逐至楚，不久转宋，与庄子相晤论学。惠、庄二人友善，交游甚密，曾发生过着名的“濠梁之辩”。魏惠王卒后，张仪被逐，惠施返魏。为魏使楚，与南方奇人黄缭论天地风雨雷霆之故。

三家分晋，魏国得到今山西西南部原来晋国的基本部分，所谓“表里山河”生产发达的险要地带，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战略位置。更主要的是魏国在魏文侯（前445-前396年）在位时，率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建立起较为集权的政体。魏文侯依靠新兴的士阶层进行统治，他尊崇当时最有名望的贤人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以招致游士。

李悝变法期间以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还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有赏有罚，唯才是用，这是战国时甚为流行的法家主张，当时不少国家都因贯彻这些主张走向富强。

在经济策略方面，尽地力之教是李悝的主要主张。他认为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又认为粮贵则对士民工商不利，谷贱则伤农，善治国者必须兼顾士民工商和农民双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除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外，还亏空四百五十钱，这就是农民生活贫困和不安心于田亩的原因。他针对此情况作平籴法，即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籴粮；把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的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逃亡或流散。由于能“取有余以补不足”，“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尽地力”是一种“重农政策”。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 ，他计算说：一百平方里之内，有土地九万顷，除了山泽人居占三分之一之外，可开田地六万顷，“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这就是说，百里之地，每年的产量，由于勤与不勤，或增产一百八十万石，或减产一百八十万石。此数字关系重大，因此必须鼓励农民生产。

魏国由于创办水利事业，改进农业生产，和较为集权政体的建立，不仅使国家得以巩固，并且使国力迅速增强。在此基础上，魏文侯又厉行团结三晋的政策，使韩、赵都接受魏国的领导。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九年，魏王将统治中心从今山西南部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到今河南东部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因为魏国的领土主要在今山西西南部河东和今河南北部中部的河内、河南一带，东西两部成葫芦形。安邑在魏国西部，距东方太远，经上党（今山西东南部）通到东方，崎岖多山，交通不便。因此，安邑不仅不便于控制东方诸侯，也不利于统治东部国土。魏迁大梁以后，对内则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魏国开放统治者独占专利的山林川泽，让人民自由去开发生产，使人民能获得较多的生活资源。这样不仅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对外则继续奉行团结三晋的政策，“梁惠成王九年，与邯郸（赵）榆次（今属山西）、阳邑（今山西太谷东）”。

在军事方面，魏国较早的进行了军事变革。建立了以精锐武卒为核心的常备军。魏军内部等级森然、分工明确。且数量庞大。魏襄王时期，魏有武卒（重装步兵）二十万；奋击（轻锐步兵）二十万；苍头（裹头巾的待选新兵）二十万；厮徒（军工、勤务兵、辎重兵）二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军事实力可谓雄厚。故苏秦语：魏乃天下之强国也。魏军精选武卒成为各代定制，魏武卒披重甲，持戈配剑，操12担之弩，负矢囊内装弩箭50枝，携三日口粮，半天能走一百里。

“魏武卒”是吴起训练的精锐步兵。吴起当年训练魏武卒，“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 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士兵手执一支长戈、身上背着五十支长箭与一张铁胎硬弓（12石）、同时携带三天军粮，总重约五十余斤，连续急行军一百里还能立即投入激战的士兵，才可以成为武卒并享受优厚待遇。吴起率领魏武卒征战南征北战，创下了“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均解（不分胜负）”的奇功伟绩。三十年来，吴起率领魏武卒攻下函谷关，大大小小历经六十四战，夺取了秦国黄河西岸的五百多里土地，将秦国压缩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

根据《吴子·励士》里的记载，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已的秦军，创造了五万人，兼（加）车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的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着名战役，所以魏武卒最鼎盛的时候应该是满员大概五万人左右。魏武卒是当时的步战士兵最为精锐和彪悍的。

秦灭魏之战，公元前225年，秦国兵分两路，分别进攻魏国和楚国,秦军主帅为王贲，一路长驱直入，迅即攻到魏国国都大梁城下。无奈大梁城池坚固，城内又是粮草充足，秦军数度强攻，皆无功而返。然而，大梁城在地形上先天不足。大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地处黄河之滨，黄河洪流，就在离城数里之处轰隆而过，而大梁城的地势，远低于黄河的河床高度。

王贲于是命军士于大梁城西北开渠，引黄河之水，筑堤壅其下流。时值初春，正是春汛时节，秦军冒雨兴工，王贲亲自催督，渠成，雨一连十日不止，水势越发浩大。随着王贲一声令下，决堤通沟，洪水泛溢，大梁城顿成泽国。城墙久浸于水中，不免颓坏，秦兵乘势而入，大梁于是告破。见大势已去，魏王假只得请降。王贲尽取魏地，为三川郡。魏国就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