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三星堆文明 (第1/2页)

九五免费小说 www.x95mf.com，最快更新网络世界的大事件!

导读：25日下午和26日下在四川省广元市、德阳市分别考察了翠云廊古蜀道、三星堆博物馆，了解当地推进历史文化传承、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历史文化遗址发掘研究、文物保护修复等情况。中国社会科学网今日推出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王献华的《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明》一文，以飨读者。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摘 要：三星堆祭祀坑埋藏之前的几个世纪，即公元前两千纪的中后期，是亚欧大陆青铜文明互动频繁的时代。这个时代亚欧大陆的主要青铜文明有一个突出特征，那就是它们都分布在自然形成的主要文化交通线或文明大动脉附近，呈现出一种动态格局。其中，最重要的陆上通道包括从东北亚直到东欧的欧亚草原带、从中亚通向西南亚的“内亚山地走廊”，也包括童恩正先生提出的，贯穿我国境内，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海上通道则主要是从红海和非洲之角辗转到东南亚的季风带海岸线。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一样，处于作为文明大动脉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彼此联通也相互竞争，共同构成作为整体的青铜时代中华文明。由“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两侧的江海陆地共同构成的力量场是中华文明的舞台。这种对中华文明空间结构的认识是理解三星堆文明的关键，对三星堆文明的研究也因此具有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三星堆文明 亚欧大陆 青铜时代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目 录

一、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主要文明传统

二、亚欧青铜文明动态格局中的三星堆

三、文明比较视野中的三星堆符号系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星堆文明研究逐渐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考古学、历史学领域的一门显学。特别是2020年启动的对三星堆祭祀区新的系统挖掘，更为三星堆文明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也让解决三星堆文明研究中的一些基础性问题显得更加急迫。不久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室对新近取自4号祭祀坑灰烬层的竹炭屑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在树轮校正后认为4号坑埋藏时间的日历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年至2966年的范围之内（以1950年为今），并从整体上推断“三星堆遗址几个祭祀坑的年代大约是比较接近的，或许在年代上略有早晚”，为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提供了一个更加准确的断代，也为在新时代研究三星堆文明提供了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起点。本文以此为参照，以公元前两千纪中后期，即大约公元前1000年之前若干世纪为时间范围，尝试从亚欧大陆青铜时代文明格局的角度对三星堆文明提供一种语境化的理解。霍巍呼吁，“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路，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来比较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古文明之间的异同，从而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拓展比较研究的路径呢？”本文还不能说是对三星堆文明真正的比较研究，但可以说是对这种比较研究的一种准备。

本文使用“亚欧”而非更常见的“欧亚”，原因在于不少学者倾向于将“欧亚”（Eurasia）直接等同于我们后文提到的“欧亚草原带”（Eurasian steppe）。为了做出必要的区分，我们使用“亚欧”的表述，以表明我们关注的地理范围并不局限于亚洲和欧洲北部的草原地带，而是包括亚欧大陆的整个范围，并在必要时纳入对沿海以及非洲与亚欧大陆接壤地区的考察。具体内容上，本文首先扼要介绍亚欧大陆范围内在三星堆的兴盛时间稍前或同期的主要青铜文明或文化传统，然后对这个时期亚欧大陆各文明传统的动态分布格局做出简单勾勒。最后，结合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大动脉上所在的区位，我们从三星堆文明的生业经济和所处的竞争格局出发，尝试对其标志性的符号系统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需要指出的是，正是从青铜时代亚欧大陆文明格局的高度，公元前两千纪中后期兴盛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有机部分这个事实得以凸显出来。本文的思路仍很粗糙，而且由于涉及内容极广，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上难免挂一漏万，但愿意以此就教于方家。关于三星堆文明，以及三星堆文明与大体同时代我国境内的其他青铜文明、与境外其他欧亚古文明的关系，尤其是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经做出了不少探讨，我们的讨论建立在此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

1.

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主要文明传统

一般来说，南部两河流域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乌鲁克时期开始其文明化进程，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其决定性标志是国家的出现。两河流域语境中国家和文明的源起问题，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这个地区已经完成了文明整合，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传统。萨尔贡（Sargon）建立的阿卡德王朝（约前2316—前2173），在军事征服早王朝（Early dynastic）时期南部两河流域各个城市并向四方扩张的同时也进行政治和宗教整合，奠定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王朝传统，因此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帝国”。无论如何理解“帝国”，阿卡德的国家治理和意识形态传统被之后的乌尔第三王朝（约前2112—前2004）继承，并成为后来两河流域王朝统治者模仿的典范。但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并没有延续很久。随着南部两河流域中央帝国的崩溃，两河流域的历史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代，有学者称之为“亚摩利时代”，其突出表现是以亚摩利人（Amorites）为代表的部落人群开始在西亚北非的广大区域内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亚摩利人的崛起至少要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乌尔第三王朝的结束算起。主要依据文献的研究目前仍难以全面描述亚摩利人的兴起，从结果上看，到青铜时代中期的后段（约前1800—前1550），亚摩利人已经遍布两河流域。南部两河流域取代乌尔第三王朝的伊辛（Isin）和拉尔萨（Larsa）王朝，其建立者都是亚摩利人。在幼发拉底河中上游地区，亚摩利人很早便控制了历史名城玛里（mari），在底格里斯河的北方支流迪亚拉河流域，亚摩利人控制了地理位置重要的埃什努那（Eshnunna）。值得注意的是，在巴比伦的汉谟拉比（hammurabi）重新统一南部两河流域之前，以安珊（Anshan）和苏萨（Susa）为中心的伊朗高原西南部埃兰（Elam）地区可能一度扮演亚摩利地方权力的宗主国角色。这从侧面揭示出南部两河流域中央王朝的崩溃及其后果并不能局限于两河流域河谷平原来理解，而应该放到更为广阔的时空之中，首先就是相邻的伊朗高原西南部，后者与两河流域的历史发展往往形成意味深长的呼应。

在汉谟拉比建立的前巴比伦（old babylonian）王朝留下的遗产中，通常被称作《汉谟拉比法典》（codex hammurabi）的玄武岩石刻可能是最着名的一件。但和《汉谟拉比法典》凝重的外表给人的印象可能有所不同，在社会治理上前巴比伦王朝与公元前三千纪以南部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阿卡德、乌尔第三帝国相比，有着相当浓厚的商业色彩。公元前两千纪早期，后世成为帝国之都的亚述城

在安纳托利亚的贸易网络已经足够表明早期两河流域远距离贸易的发达，最近波斯湾巴林岛上亚摩利人墓葬的发现，更为亚摩利人大规模参与波斯湾贸易的事实提供了新的证据。只是长期以来可能由于波兰尼（Karl polanyi）等理论史学家的影响，人们对前巴比伦时期的西亚社会经济存在一定误会，特别是倾向于低估商贸活动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如果对这种偏见有所矫正的话，也就更容易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来说，巴比伦城的陷落和前巴比伦王朝的终结，卡塞人（Kassites）随之大规模进入两河流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亚摩利时代商贸发达、人群流动频繁的基本特征。这是西亚北非青铜时代晚期（约前1600—前1100）主要由赫梯（hittite）、米坦尼（mitanni）、新王朝埃及（New Kingdom Egypt）以及后起的中亚述（middle Assyrian）王朝扮演主角的西亚北非“国际化时代”（International Age）的共同背景。

也就是说，两河流域乃至整个西亚北非亚摩利时代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正是两河流域、埃及等早期文明的文明成果开始进一步通过远距离贸易向更大范围扩散，扩散的通道包括陆地，也包括不同方向上的海洋。和常见对古埃及的刻板印象不同，至少从中王国时期（约前2040—前1730）开始，埃及就已经在红海沿岸留下了参与海洋贸易的足迹。中王国的结束和所谓“第二中间期”的到来，标志性的事件是希克索斯人（hyksos）从今苏伊士运河对岸的巴勒斯坦方向，即古代的迦南（canaan）方向不断迁入。学者们认为他们和两河流域历史上的亚摩利人是同一个人群。他们在埃及建立自己的王朝，将埃及纳入自己的商贸网络之中。等到第18王朝的开创者雅赫摩斯（Ahmose，约前1569—前1545年在位）将希克索斯人赶出埃及，新王朝埃及开始以一个扩张性帝国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跨越西奈半岛参与大国争霸之外，埃及新王朝积极参与对外贸易及资源开发活动，特别是在红海方向，大力开发红海沿岸黄金等矿藏，致力于打通从埃及到非洲之角和阿拉伯半岛进入阿拉伯海的贸易路线。

这样，在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的西亚北非地区，就形成了以乌伽里特（Ugarit）等附庸性城市国家为节点，以大国之间军事和商贸上的竞争与均衡为特征的国际化时代，学者们一般将这个“青铜时代文明世界”的重心放在地中海东岸。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青铜时代的西亚北非“国际化时代”不仅仅意味着各地区王朝之间的贸易往来与政治上的合纵连横，而且根据艺术史家的研究，更孕育了一个以高等级奢侈品为主要载体的“国际化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具有这种风格的艺术品无法根据其图像学特征归属于任何特定的传统。这种常见于墓葬和礼仪语境的高等级奢侈品受到区域内所有贵族的追捧，并作为重要的流通货品通行于当时东到阿富汗、西到西班牙、北至波罗的海、南到中部非洲的贸易网络之中。地中海东岸断代至公元前14世纪的乌鲁布伦（Uluburun）沉船，除大量的铜、锡锭之外，货品中还包括大量金银和彩陶，以及鸵鸟蛋壳、乌木、象牙与象牙制品等，为当时西亚北非发达的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缩影。

走出以地中海东岸为中心的“青铜时代文明世界”，首先要提到的是主要在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文明，早期被称作哈拉帕（harappan）文明。哈拉帕文明在公元前三千纪已经通过波斯湾为南部两河流域熟知，学者们认为早期楔形文字文献中的美卢哈（meluhha）所指的便是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三千纪是当时南亚到西南亚远距离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公元前三千纪末，大体伴随着两河流域中央帝国的崩溃和西亚北非亚摩利时代的开始，南亚次大陆也进入了一个相对混乱的时代，之前在哈拉帕文明时期兴盛一时的城市如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等风光不再。但印度河谷和印度次大陆在所谓后哈拉帕（post-harappan）时代（约前1800—前1300）并没有从世界文明的图景之中消失，而是继续在跨越亚欧非三大洲的西部印度洋贸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与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之间的联系，从证据上看甚至有所加强。除气候变化等因素之外，所谓雅利安人的入侵往往被当作印度河谷早期城市文明衰落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今阿姆河流域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一带，一般被称作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文化区（bmAc）的地区，有时也被称作奥克瑟斯文明（oxus civilization），便经常被放在这样的背景中来讨论。

奥克瑟斯或者妫水文明的兴盛大体在公元前2250年至前1700年，并延续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奥克瑟斯地区很早便与印度河乃至两河流域文明产生关联，但到其后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带受到来自北方草原带的以辐轮马车和印欧语言为特征的辛塔什塔（Sintashta）文化或早期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的影响，成为雅利安人征服印度次大陆的跳板。这种看法可以得到一定的考古学证据的支持，然而除了在议题设置上具有强烈的雅利安色彩之外，在研究方法上高度依赖印欧语历史语言学的重构，有过度简化后哈拉帕时代印度次大陆历史进程的嫌疑。奥克瑟斯文明已靠近我国新疆的帕米尔、天山南北和阿尔泰地区。考古学上的辛塔什塔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也经常出现在学者们探讨青铜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语境中，特别是关于辐轮马车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科学院付巧妹研究员团队刚刚发表的基于人类基因组证据对新疆地区青铜时代人口史的研究中，一方面安德罗诺沃和奥克瑟斯人群在新疆地区的出现并不让人惊讶，另一方面来自河西走廊的东亚人群和出自新疆本土人群（小河）的成分也十分突出。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对河西走廊彩陶文化的研究或可为此提供支持。

2.

亚欧青铜文明动态格局中的三星堆

东部亚洲方向，特别是我国境内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址，除耳熟能详的殷墟、二里头等之外，长江流域的良渚、盘龙城以及黄土高原带的陶寺、石峁等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重大发现，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但也经常伴随着未必有建设性的争论。关于早期中国的考古与历史阐释，特别是一些国外学者对我国学者的指责经常以某种认识方式上有目的论嫌疑的王朝中心论为由，具体话题则通常集中在二里头是否夏都，石峁和陶寺与“三代”传统的关系等问题上。然而，正如考古学家加里·费曼（Gary Feinman）作为评议人最近在评议《今日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的一篇关于石峁考古的反思性文章时所指出的那样，批评中国学者“三代”中心论的学者可能至少需要和中国同行们一起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概念框架跟得上汹涌的实物发现吗？”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不无义愤地在对同一篇文章的评议中指出，当该文作者将“中国学者”作为群像来批评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对象未必能够代表中国学者，例如李旻博士最近关于“三代”传统的研究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概念框架落后于实物发现的问题，正如一向重视理论工作的费曼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无疑随着三星堆的新发现而更加尖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