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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说说财政 (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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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三代的财政状况,可以说是一笔烂账,因为只有特定的少数时间内才算有点条理:比如明朝张居正当国的十六个年份(明穆宗隆庆元年到明万历十年逝世),而清朝也就只有雍正一朝了(康熙六十一年到雍正十三年)。

康熙呢,为帝不可谓没有雄才大略,但综合考量之下,实在太过于重情谊,而此份重情对于国来说,也需是个祸事。他宠佞督抚以上大臣的贪赃枉法行为,予以宽容,却不知,督抚以上的大臣又何尝不会佞幸其手下的州县一级官员,而州县官吏又包庇手下胥吏,可谓层层恶化层层烂掉,老百姓在下面保守苛征杂税和里甲等的剥削,康熙在上也无法得知,受到蒙蔽。

本来这种情形就不止康熙一朝,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康熙努力想要整治吏治,修整财政,但始终没有多大效果,常常减少赋税甚至免除赋税,但常常都是使得中间的布政使、州、县官员中饱私囊,没有富了国没有富了君没有富了民,富足了中间一批的省府州县官僚。

清康熙年间的时候,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人头税也就是“丁银”还有土地税也就是“田赋”。男子呢到了十六岁就成了丁,需要缴纳丁银,六十岁年老便不需要缴纳了。每丁每年有一个“代役钱”,是指出钱让别人代替自己从事差役的,各省各县不同,银子一分五厘到八九两不等,普通的大概在五钱到一两之间。

有一些狡猾的,故意去当旗人的“包衣”,也就是奴才,这样就可以免收丁银,甚至把自己的田地也放在旗人的名下,这样就可以免收田赋了,这种行为叫“投充旗下”。

还有一部分的人,依附于汉族的士绅,这些人常常都是之前在朝中做着大官,如今退休回乡的,现任的官吏巴不得向他们投宠献媚,怎么还会找他们的麻烦,动他们的利益的呢。

顺治末年的时候,中央每年收上来的银子有两千一百五十多万两,这是包括田赋的折纳(源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内的。此外还有粮食六百四十多万石。康熙平三藩后,收了原吴三桂所统领的云贵地区,税收变成了银子两千六百三十多万两和粮食四百七十多万石,银子增长了四百八十万两,但粮食少了一百七十万石,如果按照粮食一石换一两来估计,多出来的只不过两百五十万两左右,由此可见,康熙年年整顿,却也力不从心。

除了丁银和田赋以外,康熙还有盐税两百七十万两和关税两百万两,加上之前,也只不过三千六百万两左右(前面所说三藩之用半天下,可见所言不虚)。

康熙已经很节省了,把宫廷的开支减少到了最低,明朝宫廷内一天花销银子高达一万两,他一个月却只让内务府花销五六百两,加上赏赐开销,也不过一千两;明朝末年烧木柴也要两千七百八十几万斤,而他只许六七万斤;明宫女九千人,太监更多,而他只用了四五百人。

宫外的开支,他管的很紧,靳辅的治河需要银子,花了两百万两,很是值得。几次战争是最花钱的,但康熙每年花了多少,战争花了多少银子,史无明文,我们不敢乱说。

康熙比乾隆节俭的多,但是无论如何也是需要四千万两银子的开销的。但我们如果这样算一算的话,岂不是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加起来要两亿四千四百万两银子的财政赤字了?

事实上,康熙不仅没有负债,而且还有了不少国库的积蓄,在康熙四十八年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五千多万两(但是后期的时候,国库越发空虚,这样的局面留给了雍正帝)。

有一个搞钱的渠道,那就是“卖官鬻爵”,这倒是有点像极了东汉的“西园卖官”,只是所处的历史性不同,甚至说所处与政权的兴衰迭代不同,出钱的人就可以有官做,可以不经过考试就当秀才,成为“监生”,也可以取得当“知县”的资格,这叫“捐班”,雍正宠臣李卫就是捐班出身,最后竟能当到兵部尚书、署理刑部尚书、直隶总督等职位,谥号“敏达”,从谥号中我们也可看出,他的敏锐过人。话说正题,通过卖官鬻爵的方式,康熙卖了三年也只不过得了两百多万两银子。

此外康熙还可以通过铸钱来获取收入,政府大概因为此项的经营和策略,多了四十三万两千的岁收。

康熙的“意外之财”也是有的,比如鳌拜啊、吴三桂啊等被抄家后的金银珠宝。

康熙是一个颇知民瘼的帝王,常常对百姓施恩,把遭受水灾、旱灾和兵祸的地方,免税或减税。也常常一笔勾销了老百姓的欠税,不再计较。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八年的减免赋税的银额,至少也在一亿两亿上。

他还轮番免除了天下的丁粮一次,从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康熙在这三年里,每年免掉天下的丁粮三分之一。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当属“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在康熙五十一年的时候,康熙下旨,将康熙五十年的全部丁银数字固定,以后再增加人口,再也不增加人头税了,这着实是一项鼓励生育的政策,老百姓再也不用担心生下来孩子的人头税了,只需要考虑生下来后的养育问题了,而这个时候番薯和玉米两种高产农作物已经传入中国了,清朝时期正式人口激增,顺治一亿,康熙两亿,乾隆四亿,嘉庆道光年间人口保持在四亿五千万左右。

在雍正即位后,将康熙所确立的固定数额的人头税摊牌到了土地税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人头税,一方面想着减少非士绅地主的老百姓负担,一方面减省了程序。少的一分、两分,多的一亩地七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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