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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9章 谦诚人生（第1页）

从王奶奶的画展现场回来后，少丰和光标师兄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们不仅被王奶奶的画作深深震撼，更被她那股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所鼓舞。“如此高龄的老人都这么拼搏，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人还有什么理由懈怠呢？”少丰感慨道。光标师兄也深有同感，他说：“是啊，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得赶紧行动起来！”于是，他们决定重新调整采访计划，扩大采访对象。他们从部队到地方，逐一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

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终于来到了京城负责安全保卫的部委家属院。这里住着一位退居休养的原部委党组副书记于副部长，或许他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当他们见到于老时，惊喜地发现他竟然也是来自大巴山的老乡。这一意外的巧合让于老对他们多了一份乡情，他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兴致勃勃地向他们讲述起自己的故事。

于老缓缓地说道：“我出生于 1917 年，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我的故乡在巴渠江边的郁家湾，那里山清水秀，风景宜人。我本姓郁，这个姓氏承载着家族的历史和传承。”

他顿了顿，接着说：“然而，在我参加革命后，我对民族英雄于谦产生了深深的崇拜之情。于谦是明朝时期的一位杰出将领，他率领明军英勇抗击蒙古人的入侵，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伟大胜利，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的事迹和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我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郁谦，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和敬仰。”

于老的声音充满了感慨和激情，他继续说道：“这个名字与明朝的民族英雄于谦谐音，每当我念起自己的名字，就会想起于谦的英勇事迹和崇高品德。他的那句‘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着名诗句，更是激励着我在革命道路上坚定前行。”

谁也难以预料。于谦的“清白人间”诗，竟在几百年后仍然激励着一位姓于的高级干部，常常以此为“座右铭”要求自己，同时也严格要求于家恪守着本本分分的作人，老老实实作事的原则，不去阿谀奉承，不去攀交权贵。他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再次将郁改姓为干勾于。不仅标志着他对民族英雄于谦的崇敬，而且在思想上更是脱胎换骨，成为了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信仰者。于老还告诉少丰和光标，当年他参加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后勤部经济公社职员，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干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大金省绥靖县委宣传部干事。

在那段艰难困苦的长征岁月里，红四方面军经历了三次穿越茫茫草地的征程。第一次即将穿越草地时，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的后续部队尚未出发，前方就传来了红一方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南下。两军分别行动的消息。他们自然还没有行动。

当第二次穿越草地时，他所在的部队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选择“走边边”这条路。这条路线相对较好走，因为它沿着草地的边缘前行，相较于第一次穿越草地的腹部地区，自然环境稍显温和。即便如此，这次“走边边”的旅程依然充满了艰辛与挑战。在途中，他不幸染上了伤寒，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饱受恶心呕吐的折磨，高烧不退，甚至陷入了昏迷不醒的状态。

面对如此恶劣的身体状况，他深知自己已经成为了大部队的负担。为了不拖累战友们，他毅然决然地要求战友们将他留在一处较为干燥的高地。在临别之际，战友们给他留下了一碗水和一把炒面，这是当时所能给予的最后一点物资了，然后他无奈地看着战友们继续前进，消失在远方，泪如雨下。就在他万般无助只有等死之际，被路过这里的红军收容队发现了，收容队的人扶着他，又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慢慢前行，一天两天三天，他终于跟着收容队走出了草地，走向了新生。这是他第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就在他继续前行的过程中，命运再次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这一次，是一场“人为”的生死劫。因为他在旅途中感到内急，于是便将随身携带的枪支放在了一棵树下，然后匆匆忙忙地去解决生理问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他回来时，却发现自己被人以“不爱护武器”的罪名告发了。要知道，在那个物资匮乏、枪支弹药极度稀缺的年代，这样的罪名简直就是“死罪”。毕竟，每一支枪对于军人来说都至关重要，任何对武器的不当处理都可能被视为严重的过错。

很快，他就被保卫局的人抓走了，被关押起来等待发落。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感到无比的惶恐和无助，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就在他感到绝望又无可奈何的时候，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改变了他的命运。当保卫干事向上级汇报他的情况时，上级随口问起了他的文化程度。当得知他仅仅读过两年私塾，根本算不上文化人时，上级竟然出人意料地决定释放他。谁能想到，没有文化竟然在这一刻成为了他的救命符？这个决定让他逃过了一劫，仿佛是命运的又一次眷顾。这一次，他算是第二次幸运地躲过了死神的索命，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个看似不起眼的文化程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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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严格遵循上级的指示，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西渡黄河的征程。他们的目标是建立甘肃宁夏根据地，并打通一条连接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以获取更多的支持和援助。这一行动却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西渡黄河的红军，在河西走廊地区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猛烈攻击。尽管战士们浴血奋战，表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和不屈的精神，但最终还是以惨烈悲壮的失败而告终。而他所在的后续部队，被国民党部队阻挡在了黄河对岸，无法顺利渡河，便随大部队一同来到了延安。与渡过黄河的西路军相比，他所在的后续部队无疑是幸运的。西路军的两万多名战士，在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而他却在命运的眷顾下，又躲过了战死疆场的一劫。

他毕业于延安马列学院后，便踏入了边区机关的工作领域，自此开启了他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他曾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关中分区保安科副科长，凭借着卓越的才能和不懈的努力，很快晋升为科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能力和对安全工作的高度责任心。之后，他被调至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担任科长，负责更广泛的安全事务。在这期间，他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为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工作的需要，他先后担任了洛川特委社会部部长、黄龙地委常委、社会部部长以及分区保安处处长等职务。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上级的认可和同事们的赞誉。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他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办公室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处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局副局长以及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等重要职务。在这些岗位上，他始终坚守职责，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人民安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