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0章 再见了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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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陵流寇始终录》:贼置阵,凡五重,饥民在外,步兵次之,马兵次之,骁骑又次之,老营家口居中。
由于明廷此前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政策,把粮食集中于大城市,所以这次李自成挺进河南,开始奋力攻城,所获颇丰。若不如此,农民军是无法维持一支大军长时间作战的。
但随着明廷作战力量被逐渐歼灭,到崇祯十六年时,已基本无法对农民军构成威胁。
因此,李自成有着充足的实力在襄阳建制。
随着明军孙传庭部的溃败,意味着北方地区除了镇守辽西的吴三桂部外,崇祯帝再无一支可以用于和农民军作战的野战力量,其自挂于老歪脖子树也只是时间问题。
当南方湖南地区也持续遭受旱灾后,张献忠选择了从非灾区进军新灾区的策略进行作战,和官军继续扮演追逐者和觅食者的游戏。
但此时的李自成,已经不再需要这种作战方式,而选择在西安建立政权并决计东征北京了。
灾区可以给农民军提供兵员,但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而非灾区可以给农民军提供粮食,却不能够提供足够的兵员。
这样一来,农民军为了保证自己不被官军歼灭,就势必得蛰伏在灾区与非灾区之间。如此,以农民军为中心。
便可将明末农民战争一系列历史简单归纳为“旱灾—饥饿—造反—扩大动乱”的过程;同时,也可以将概括为:“灾区内觅食—灾区外觅食—灾区边缘蛰伏—进入新灾区”。
在曹树基看来,若没有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的灾情,张献忠、罗汝才可能就会在谷城继续屯田下去,而李自成也可能在山中沉沦一生。
如果硬要给明亡的原因找一个最合理的定论,那无疑是“气数已尽(运气太差)”四个字最为恰当。
先说结论:明末农民起义军里,还真有试过建设根据地的······
早在崇祯二年,地贫民瘠的陕西已经是遍地烽火,先后揭竿而起的农民军人数已达数万人之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王嘉允、高迎祥、王大梁、张献忠等;规模较小的也有点灯子、李老柴、独行狼、郝临庵、刘道江、红军友、李都司 、杜三、神一魁等。这些农民军一直出没于陕西和山西之间。以“逐粮”为目的,分合无定,互不统属,胜则围攻州县,败则进山躲藏。确也符合题主所说的“裹挟百姓,流窜作战,不事建设,大搞破坏。”的情况。
明亡于万历的说法由来已久。
《明史》中有一句:“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里说的神宗就是万历皇帝。
明史专家孟森说:“明之衰,衰于正德、嘉靖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看来明亡于万历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那明朝究竟是如何亡于万历之手的。
万历怠政是很有名,那么他具体是如何怠政的呢?
万历多年不上朝。
不上朝也就罢了,大臣们连见一面皇帝,那是很艰难的。朱庚当了三年首辅,一次都没有见到皇帝。
而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叶向高,这位德高望重的帝国首辅甚至可以说是绝望。
太子八年没有老师讲学,叶向高屡屡上书请求择名师,万历一概不理。这导致了后来的泰昌帝和天启帝的文化程度都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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