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2/2页)

在一级级的政府大院里，人们一提到他就摇头……那时候，梁五方这个名字，只出现在一级级政府的公文里。这时候的梁五方，成了一个“上诉人”。仅一个“上诉人”梁五方，就给邮局增添了多少麻烦啊！

听老姑父讲，一年又一年，他的申诉材料从不同的邮局、用不同的纸张寄到北京去，尔后又经一级级政府签收盖章后批转回来。有的批着：调查处理。有的批的是：严加管制。有的写两个字：查办。有的是写一再划一圆圈。有的仅仅是加盖一公章，不作任何解释。尔后贴上邮票又重新寄回来……这些材料经过千里之行，经过一个个办公桌，一个个邮递员的手，最后都一一经公社签收，在公社秘书的办公室里靠墙堆放着。老姑父去公社开会时，公社许秘书曾指着他身后的那面墙说：老蔡，你看看，一面墙，都是那个“流窜犯”的材料。老姑父还在厕所里见过几页，那也许是许秘书一时找不到手纸，匆忙间撕了两页，擦屁股用。

甚至于在无梁村，也没人再提梁五方的名字了，人们几乎是把他给淡忘了。一年又一年，偶尔说到他的时候，人们的口吻是一再省略的。原来还叫他五方，或是用较亲近的口气叫他：方。现如今人们一提到他，只取中间一个字：五。人们会用淡淡的、略含贬义的、有几分滑稽的儿化音说：五儿，又窜出去了。

你知道么，那捆人的绳子也不仅仅是绳子。那时候，在人们心里，这就是“作奸犯科”的标志，或者说是生活中的“另类”，是让人鄙视的“坏分子”。当一个人一次又一次被人用绳子捆着押回来时，人们看他的眼光也就变了。

再后来，当他一走过小桥，人们就说：五儿回来了。

一九七五年，梁五方他娘去世时，他仍在上访的路上……家里人等了他三天，实在等不及就葬了。早些时候，五方他娘也曾苦苦地劝过他，说：儿呀，认了吧。胳膊扭不过大腿，咱认了吧。可他不听劝。现在，他娘死了，他也没能见上一面。

可是，突然有一天，村里人在他娘的坟前发现了一包荷叶包着的肉煎包，还有燃过的三枝烟的烟蒂儿，这时人们才知道，他回来过。偷偷地。

后来，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当人们再把他送回来的时候，就不再捆了，只是几个人押着他，把他送回村里。可他仍旧像捆着似的，显得很滑稽：他走路两只胳膊紧贴着身子，头往前探，动作僵硬，身子佝偻，脖子梗着，往前一蹿一蹿地走，就像根本没有手一样……在小桥上，村里人一看见他就笑了。

他也笑。嘴咧着，那笑竟有些贫。

人们说：五儿，回来了。

他挤挤眼，说：回来了。

人们说：还去么？

他回头看看，满不在乎地说：去。去。

人们说：五儿，吃上北京烤鸭了？

他说：眼吃。眼吃。

那时候，老姑父和他，常常蹲在大队部门口谈心。老姑父递上烟，递上水，苦口婆心地说：五，你是爷，你是祖宗，咱别再去了吧？你说，那北京能是咱去的地方么？去一趟让人捆一回，你脸上好看？再说了，这人世间，谁还不受点委屈？

梁五方说：老蔡，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了，我是为了啥。上头咋也得给个“政策”呀？他要是给我个“政策”，我就不去了。

老姑父说：现在不讲成分了，你还要啥“政策”？

他说：还没给我平反呢。照你这么说，我这些年白跑了？

老姑父说：那不就一张纸么？

他说：那可不是一张纸，那是“政策”。你得给我落实政策。

最后，老姑父甚至哀求他说：五儿，我也干不了几天了，我服了你了。你说咋落实，咱就咋落实，你别再出去了。

他狡黠地一笑，说：你说了不算。

老姑父说：你怎么成“滚刀肉”了？

他说：我就是“滚刀肉”。

这一年，又快到国庆节的时候了，一到国庆临近，就为了这么一个“流窜犯”，一个县的官员都心惊肉跳！县委书记亲自把电话打到了镇上，要求“严防死守”，千万不能让这个“流窜犯”再到北京去了。那时公社已改成了镇，镇上曹书记又打电话把老姑父骂了一顿，说你给我盯紧点，连放屁的时候都要跟着……尔后曹书记仍不放心，亲自派人把无梁村的干部和梁五方一起“请”到镇上，在镇政府的食堂里摆了一桌酒菜，现场办公。待梁五方酒足饭饱，曹书记说：五儿，还跑不跑了？

梁五方说：不跑，不跑了。有烟么，吸一棵。

老曹吓唬他说：五儿，可不能再去北京了。你要再去，我整死你！

他说：不跑。你放心，不跑。

这时，老曹给他点上一枝烟，语气缓下来，说：五儿，你那事，该解决解决，最后还是咱这儿解决，你说是不是？

他说：是。我听你的。

老曹说：你那富农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么？现在成分取消了，不讲成分了，你还闹啥闹？

他说：还没给我平反呢。

老曹说：成分都取消了，又没给你戴帽子，平啥反？好，平反，我现在就给你平反。这行了吧？

他说：我那三间瓦房呢？我的自行车呢……

老曹说：房子，房子的事吗？这个，这个……好，给你解决。老蔡，他的房子呢？退给他。

老姑父很为难，说：现在地分了。那房子多少年了，漏雨，都快坍了……

老曹一挥手，说：退给他，回去就退。至于，漏雨么，修修。镇上给点补助，这总行了吧？我再说一遍，你可不能再去北京了！

他说：不去了，再也不去了。

可是，当天晚上，他又跑了。

国庆节那天，国家信访局一个电话打到省里，省里又打到县里，县里打到镇上……一级级的，都愤怒无比：那个“流窜犯”又跑北京上访去了！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解决？！老曹气坏了，站在镇政府院里拤着腰大骂老姑父：蔡国寅你个王八蛋，我撤你的职！

据说，就为这个“流窜犯”，临近退休的老曹被当众免职了。县里下了决心，派干部专门到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口去堵他，同时派人四下去找……可是，北京太大了，一直忙活到大年三十，人们才在长城上找到了他。那时，他正坐在八达岭的一个垛口处看风景呢。

夕阳西下，风哨着，一个年轻的副镇长看见他就哭了，说：你，你可真……祸害人哪！

他说：我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怎么了？不能来？

那副镇长说：爷，你真是爷，咱回去吧。

他说：等等，我还没吃饭呢。

那副镇长说：走，先吃饭。先吃饭。

他说：有酒么？二锅头就行，小二两的。

那副镇长说：放心，弄，给你弄。说着，两人架着他的胳膊，搀着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生怕他再跑了。

这一年，他整五十岁。

梁五方的问题是在他五十五岁这一年得到“彻底解决”的。

这时候，他已经在这条上访的路上走了三十三年，走成了一个弯腰驼背的小老头了。他一脸的沧桑，背着一个铺盖卷，见人就低头、鞠躬，尔后规规矩矩地往地上一蹲……不管谁看到他都会顿生怜悯之心。据说，县里一个新任女书记看见他竟然掉了泪，说：老人家，你放心吧，我一定给你解决。彻底解决。

这个分管信访的女书记姓林，名叫林岚。她调来不久，就看了一大批上诉材料，其中就有梁五方的……梳着剪发头的女书记，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她说话是算数的。这一年的秋天，她亲自带人到无梁村现场办公，解决梁五方的问题来了。

女书记领着县、乡、村三级干部站在无梁村的场院里，让人当众宣布了对他的平反决定（其实他已无“反”可平），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云云……尔后，又带人来到了梁五方曾经被没收的那所瓦屋前。

如今，乡下人也都盖了新房。周围一栋一栋的全都是二层、三层的贴了瓷片的楼房，独有他这所破瓦屋夹在一片楼房中间，显得那么破旧、逼仄、凄凉。这所三间的小瓦屋早年曾经当过生产队的仓房，如今已坍了一半，风刮雨蚀，院子里荒草萋萋，一片破败……看了让人心酸。女书记站在院子里，看着梁上的蜘蛛网，良久，说：王书记，这房子已经不能住人了。你说，怎么办？你要是不能解决，我来解决。

镇上的王书记赶忙说：放心吧，镇上解决，马上解决。

女书记说：好，我给你十天时间，够么？

镇上的王书记说：够。十天之内，完不成任务，你撤我职。

女书记说：那好。尔后转过头，对梁五方说：老人家，房子重新给你盖，照原样盖。你满意么？

梁五方嘴里嘟哝着，喏喏地说：那啥，还有自行车、缝纫机啥的……

不等女书记回话，镇上王书记马上说：一并解决，乡里一并解决。

这时候，女书记又从兜里掏出三百块钱，递给梁五方，说：老人家，这么多年，让你受委屈了。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意思，收下吧。

于是，县、乡两级干部也都纷纷掏出钱来，三十五十，一百二百的，一共凑了一千五，全都给了梁五方……

女书记临走时，又反复交代村里，要照顾好老人的生活，村干部们也都满口答应下来。尔后，女书记问：老人家，这样处理，你还满意吧？

梁五方塌蒙着眼，说：满意。满意。

可是，当女书记离开村子时，县信访局长悄悄地走到书记的车前，小声说：林书记，这人可是个滚刀肉，你再给镇上交代交代，我怕万一……

女书记说：滚刀肉？不会吧？要相信群众。

县信访局长喏喏地，不再说什么了。

听老姑父说，这一次，梁五方的确在村里安安生生地住了几天。等房子原样盖好后，村里人轮番来看他，有的说：五，听说你这回补了不少钱？闹吧，闹闹也值！有的说：马庄有一个转业军人，是从城里押送回来的，一家伙补了几十万，户口还转到城里去了……有的说：听说北乡有一主儿，告响了，一家伙补了一屋子钱。每天醒来光剩数钱了！有的说：五，说说，你补多少钱？一年一万，怕也得几十万吧？！有的还出主意说：五，要是真没给，你得讹住她。天天去找她。蹲她家门口……

众人都说：对对对，就讹这女的。这女人面善，好说话。

村人们川流不息地来了，又去了。大多是问钱的。他大哥五斗曾让他的一个侄子给他端过两顿饭，在屋里坐了会儿，咳嗽了一阵，叹口气，走了；他二哥五升也让儿媳妇送了两回饭，接着就试探着问他补了多少钱？说这些年也跟着他背“成分”的害，补了钱能不能先借他用一用（五升早把塞了他一嘴驴粪的事忘记了）……梁五方一声不吭。

老姑父也对他说：五儿，你不有手艺么？

他说：手艺？

老姑父说：当年，盖“龙麒麟”，你名头多响呀……这年头多少盖房的？拾起来吧。这年月，有门手艺，比啥都强。

有人见他扫了扫院子，尔后从旧物什里找出一把锯来，试着在一块旧木板上锯了几道，可锯着锯着，手抖，竟然锯歪了……就此，他把锯一丢，又走了。

不久，北京方面又打来电话，说怎么搞的？那个流窜犯又到北京上访来了……

据说，县里的女书记听了汇报后，气得直拍桌子：这人怎么这样？太不像话了！当面说得好好的，该解决的都给他解决了，还想怎样？他还要脸不要了……良久，她问：这人真是滚刀肉？

县信访局长说：滚刀肉。

女书记说：他精神上不会是有什么毛病吧？

县信访局长迟疑着说……不像。我已跟他打过多年交道了，是个肉刺儿，不好对付。要不，送精神病院？

女书记摇摇头，深吸了口气，说：不管他，让他告去吧。

可是，国庆节很快又到了。临近国庆前，北京搞社会治安大清查，梁五方再一次被人遣送回来。在县信访局的院子里，信访局长一看见他，气不打一处来，说：五儿，你真是给脸不要脸呢！你说说，你一个农民，书记现场办公，亲自出面给你解决问题……你还想咋？你他妈是人吗？还有点人性吗？你他妈红口白牙答应得好好的，咋又日白到北京去了？你信不信，我立马把你送看守所，好好捆你一绳！

梁五方在地上蹲着，像是聋了一样，任你说任你骂，一声不吭。

信访局长怒不可遏，指着他说：你说，你还想要啥？自行车、缝纫机……啥没给你？你给我说个道道儿？！

梁五方蹲在那里，等信访局长脾气发完了，就势往铺盖卷上一坐，耷蒙着眼，喏喏地说……那啥，我媳妇呢？

信访局长愣了一下，问：说啥？他说啥？

接他回来的副镇长说：他说，他媳妇跑了……得给他找回来。

信访局长说：他他他，媳妇在哪儿呢？

副镇长说：打电话问了，早跟人结婚多少年了，孩子都一堆了，都有人叫奶奶了……

信访局长跳起双脚，破口大骂：啊呸，日他妈，老子不干了！

梁五方却不紧不慢地说：局长，你看你，我都不急，你急个啥。别急嘛，别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

年轻的副镇长气呼呼的，嘴里嘟哝说：就他，一路上，太爷一样，还要酒喝呢。

梁五方说：哎呀，一个大镇长，就二两酒，小二两。也值当说？此后，梁五方就成了一个流浪者。

他常年在外，到处流浪。偶尔，也找我借过几回钱，不多。

他还在告呢。在常年的上访队伍里，他成了一个老上访户。在省、地、县三级信访部门都混成了一张“熟脸”。政府部门的人一看见他，就说：五，又来了？他说：我又没有个家，政府就是我的家。你要是给我安个家（他指的是“女人”），我就不来了。永不再来。再来我是孙子，你吐我一脸唾沫。

听老姑父说，房子退给他以后，他曾经偷偷地去看过李月仙。李月仙后来嫁到了孙刘赵村一户姓孙的人家，现在已儿孙满堂了。他戴着一顶破草帽，装成一个瞎子，拄着一根竹竿，直接摸到了李月仙的婆家。他站在院门前，低着头，喏喏地说：这位大姐，盛两口吧？李月仙头发白了，眼也花了，两人面对面，竟没有认出他来。只是看他可怜，就说：你等着，我给你拿块馍。可是，当李月仙转过身，他突然说：大姐，门楼不低呀。我给你看个相，后走（指改嫁）的吧？李月仙一怔，说：你咋知道？等着。你等着。给我算算。可是，当她让儿子拿着两个馍、端着一碗水从屋里走出来时，那要饭的却不见了。李月仙的儿子回头说：妈，人呢？李月仙赶忙从屋里追出来，愣愣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刚刚还在呢，这人……突然，她像是有了什么感应，急匆匆地追到村街上，喊道：唉，这主儿，你等等……远远的，只见那草帽在街角处一闪，又不见了。

听说，后来李月仙也托人打听过他。两人本是要见个面的，原是经李月仙娘家哥约在镇上的那家包子铺里。可三十多年了，镇上的包子铺早已拆掉了，连当年风光无限的“龙麒麟”都已扒掉，冲成了一条柏油马路……李月仙想想就落泪。再后来不知怎的被孙家的人听说了，孙家老老小小一大家子，一齐给李月仙跪下，一声声叫娘、叫奶奶……并且放出话来：他只要敢来，打断他的腿！李月仙只好作罢。

那一年，当我在北京火车站碰上他的时候，他已穿得比较整齐了。手里提一人造革的黑包，身上有棉有单，还戴着一顶蓝帽子，新的。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穿来穿去，看见单个的女士，就凑上去，追着人家小声说：算命么？那女士是个穿西装裙的白领，人长得很漂亮，这白领女子翻眼看了看他，说：不算。他就一直追着人家的屁股说：大妹子，算算吧。你啥都好，就婚姻不顺……那女的站住了，说：你咋知道我婚姻不顺？他说：你面相里带着呢。算算吧？那女人说：看你那穷酸样。我说过了，不算。你别再追了。你再追我打110了。

这让人哭笑不得。命运如此多舛的一个人，他还给人算命呢。当时，我曾经暗暗笑他。那会儿我想，命相这东西，在大学里我倒是看过几本书。就人的八字而言，很难框定一个人的一生。不然，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命运却截然不同？所以，一个人的命运，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机遇和努力，很难一概而论。如果他真的会算，就该给自己好好地算一算才是。

在火车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有些不好意思，似乎是想躲的。尤其是当我看见他拦住人算命的时候……可毕竟是一个村出来的，还算是长辈，我不好也装作不认识。何况，时光已把他熬成了一个小老头。当我站在他面前时，他讪讪地笑了。我也笑了。他说：爷们，我这儿有条儿，老蔡的。于是，我笑了，请他吃了顿饭，就此也知道了老姑父去世的消息……他说，老姑父成了一棵树。这是个“秘密”。

这天，当他喝了两小瓶二锅头之后，话就稠了。他眯细着眼，贴近我的耳朵，偷偷地告诉我说：我知道的秘密多了。想听么……他得意地说，不瞒你，就凭着这个“秘密”，他一连诈了蔡思凡三次。

我给你说过，老姑父的三女儿原名蔡苇香，有了钱当了老板之后就改名为蔡思凡了。蔡思凡女士现在也算是狡兔三窟，她在省、市、县三地都有自己的房子和办公地点。一天傍晚，梁五方在县城一个新建的思凡小区里找到了蔡思凡。他戴着一顶草帽，看见蔡总从一栋小楼里走出来，就迎上说：香，小香。我这儿有个条儿，老蔡写的。蔡思凡最不喜欢人们提过去的事情，理都不理他，只管“嘚儿、嘚儿”地往前走。他马上改口说：蔡总，不认识了，我是你方叔啊，我这儿有你爸写的“条儿”……蔡思凡这才停下来，说：哟，五叔啊，我还当谁呢？我爸给你写条儿了？他说：是。你爸早几年写的。他的字，你总认得吧？不料，蔡思凡接过那张“白条儿”，看都没看，“呸”地朝上边吐了一口唾沫，随手往地上一扔，说：他写个“白条儿”，你就来找我？我不认！

梁五方没办法了，就追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可不是吓你，我看你脸上有煞气呀。蔡思凡说：是么……蔡思凡最早是从“脚屋”里走出来的，什么人没见过？接着，她说：五叔，缺钱花了吧？他说：不不。我是看你有灾。应在一棵树上。我来给你说个破法……蔡思凡看了他一眼，说：五叔，我忙，就不陪你了。这五百块钱你拿着，下不为例。说完，从包里抽出五百块钱，放在他手里。坐上车，扬长而去。

第二次，在市府大街122号，蔡总蔡思凡的办公室里，梁五方骗过了保安，又进来了。蔡思凡一见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五叔，又来了？他说：蔡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可不是吓你……蔡思凡拦住话头，说：五叔，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叫保安，把你扔出去！他往地上一蹲，说：信，我信。那棵石榴长得很好，就是有邪气。蔡思凡望着他，摇了摇头，说：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他说：闺女，说实话，手头有点紧。借俩花花。到时候政府赔了钱，我一准还你。蔡思凡说：多少？他说：我不多借，万儿八千就行。蔡思凡说：你把我当银行了？他说：蔡总，这对你还不是九牛一毛？我会还你的。那费（封口费）你不都“费”了么？买个心静。蔡思凡说：那是谣言，你也信。他说：我知道是谣言。你说，一棵石榴，咋会有血气呢？是吧。谣言。回头我画道符，给老蔡上炷香，不让他缠你……

在饭桌上，梁五方告诉我，正是这句话，把蔡思凡吓住了，给了他一千块钱。临出门时，他又勾回头说：我这道符，保你三个月平安。

他附在我的耳边，悄悄地告诉我说，你别看她口气大，心里怵着呢。

第三次，在省城的一个家具批发市场上，蔡总蔡思凡正张罗着给新开张的家具店剪彩呢，梁五方又来了。这次，没等他开口说话，蔡思凡便笑眯眯地迎上去，说：五叔，来了。走走，到我办公室去……说着，一把把他拉进了楼上的办公室。尔后关上门对他说：五叔，我这会儿忙，你稍等片刻，行么？他说：你忙。你忙。你这大门朝向不对呀，这叫凶煞聚会……蔡思凡说：你先喝点水，我一会儿就回来。说完，关上门“嘚儿、嘚儿”地下楼去了。

过了一刻钟，门开了，蔡思凡领着三个派出所的民警走进来。蔡思凡说：刘所长，就是他。于是，派出所的民警拿出手铐，厉声说：站起来！蔡五方一下就站起来了，下意识地伸出两只手，规规矩矩地让人用手铐铐上，这才说：政府，我，我犯啥错了？派出所长说：你涉嫌敲诈，走，到派出所去。梁五方边走边说：香，乡里乡亲的，你咋这样呢？我手里有你爸的“条儿”。

蔡总说：哼，我看你是吃顺嘴了！

三天后，蔡思凡大约有些不落忍，毕竟是乡亲，再说……于是，她给派出所长打了个电话，让人把梁五方给放了。尔后，她又给镇长打了电话（现在的老板跟政府官员都熟），让镇上的人把梁五方从省城接了回去。

可是，没过几天，梁五方又找来了。他仍是戴着一顶草帽，背着铺盖卷，两只眼珠往白处翻着，往蔡思凡的门前一蹲，伸出两只手，说：蔡总，你有钱有势，还把我铐起来吧。反正我也没地方去。

蔡思凡说：你进来吧。

等蔡思凡把他让进门后，就那么看着他，一句话也不说……她身后站着四条汉子，个个都是一米八以上的个头，膀大腰圆的。

一刻钟后，梁五方自己背上铺盖卷走了。据他自己说，他走的有些慌张，出门绊了一跤，差点把门牙磕掉！他背着铺盖卷直接去了信访局。进门就喘着粗气说：我还得依靠政府。我只有依靠政府了……这话有些突兀，说得信访局长一怔。

梁五方低声告诉我说：丢，我只对你一个人说，要是哪一天我死了，或是从河里漂上来，或是让车撞死在路上……那一准是蔡总害的。

我有些吃惊，说：蔡苇香？

他说：就她。现在名改了，叫蔡思凡，赖种。

我说：你怕了？

他喘着气说：你不知道。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她、她吊梢眉，一眼的黑煞气。她会杀人的，她真敢……

我问：到底怎么了？

他说：她的眼毒，太毒了……她真敢哪……她一眼的黑雾，那黑刺一亮一亮，就像是蚂蚁窝。真的。她爹，老蔡，肯定是她杀的……丢儿，你要信哪。

小时候，在村里，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可是……我说：一个村的，不会吧？

他说：你想啊，她娘俩咋对老蔡的，这村里人都知道……

我问：那棵石榴在哪儿呢？

他说：我会找到的。找到我告诉你。尔后他又说：爷们，再给点“信息费”吧。这秘密，我就告诉了你一个人。

后来，他突然又很认真地说：丢，你这么有钱，逛过按摩店么？就那个，那啥……

我惊讶地望着他，说：你逛过？

他说：不中了。春才下河坡。完蛋了。

在我们的家乡，还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民间俗语，叫：“春才下河坡——去球”。

这是一句只有本地人才能领悟的土话。春才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现在仍然活着），这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春才下河坡——去球”的本意是：春才在河坡里把他的生殖器割了。这个具有悲剧性的人生故事，却在我们的家乡产生了一种带有喜剧意味的荒诞。后来引申为完结、完蛋、彻底……的意思。这句歇后语人们通常是笑着说的，只要有人说“春才下河坡”……那么，下边的话就不用再说了，这就表明一个人、或是一件事的彻底失败。

这也是我们家乡人的最大优点：那就是用戏谑的口吻，微笑着面对失败。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梁五方的结局也是颇具喜剧色彩的。

在颍河镇，梁五方作为一个“专业上访户”，是极为出名的。三十八年来，如果把他走过的路略微统计一下，按最低路程每天二十公里计算，他至少也绕地球七八圈了！这个数据本是可以进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如此“伟大的行程”，在当地政府官员的眼里，却是一件让人头皮发麻的事。当地政府的官员们一提到他，就连连摇头，说：他要是有一点理，他能告到月球上去。

特别是最近几年，他老了，眼花了，手抖，字也写不成了，上访的时候也不再提那么多的要求了。他说：他啥也不要了，就要一个家（女人）。他希望政府能把他的女人给找回来，给他安一个家。可是，偏偏这件事是政府无法解决的。早年改嫁到孙刘赵村的李月仙如今已儿孙满堂，已是人家的奶奶了，怎么也不会再回来跟他过日子了。所以，无论是县里，还是镇上，都不敢答应他，只有任他继续上访。

可是，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县里的官员们还是有些紧张，生怕他在北京那边闹出什么影响来。于是又不得不一次次地派人去安抚他。如今的梁五方年岁大了，腿脚也不是那么灵便了，上下车都要人扶着。每每，县里和镇上的官员把他从北京接回来，给他几个钱，送到村里，好言好语地对他说：老人家，这几天，就这几天，可不能出门了！他很配合，说：放心吧。北京这几天人多，查得严，咱不去。见他态度好，那位常去接他的副镇长说：老头，二锅头给你买了十瓶，小二两的，够用吧？他说：够，够了。就是蛋疼。副镇长笑了，说：想那事了？他摇摇头说：春才下河坡……就此，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

等过了节，再出去的时候，他拄着一根棍，甚至还专门到县信访局弯一下，报告说：我去了啊。这时候，反而没人理他了。他挨着办公室的门，一个个进，进去就说：我去了。我可去了。还是没人理。他很沮丧。

据说，梁五方常年在市面上溜逛，他拄着一根棍，一边上访，一边也靠卖嘴挣些小钱。有时他拦路给人算卦，挣点卦资什么的。有时他也会装瞎子，翻着白眼，伸手跟人要钱……一年下来，也够个吃喝。

有一次，在县城的大街上，梁五方正拄着根棍在街上走，身后喇叭响了，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过来……梁五方回头一看，是县里那位女书记的车，他竟然记住了她的车号。就此，他身子一歪，坐地上了。司机按了几声喇叭，女书记在车里坐着，抬头一看是他，脸色立时就变了，十分生气。这时，坐在前边的司机拉开车门，说：王八蛋，这是讹人呢！林书记，我叫人把他弄走。女书记看一街两行熙熙攘攘的，全是围观的人。沉默了片刻，说：算了。把他扶过来。等秘书把他扶到车上，梁五方嬉皮着脸说：老天爷，我可找到政府了。能坐坐书记的车，值了，我这一辈子值了……看女书记一脸严肃，他心里还是有些怵，叹一声，喏喏地说：我要是不犯事，闺女也有你这么大了……女书记扭过脸望着他，久久，说：老人家，你叫我怎么说你呢……今年多大了？

他说：六十有二。

女书记沉吟了一下，对秘书说：回办公室。通知信访局长来一下。

等信访局长赶到书记办公室，就见女书记两手抱着肩膀，皱着眉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信访局长进门报告说：林书记，你找我？

女书记说：梁五方的问题怎么还没解决？

信访局长怔怔地，苦着脸，不知道该怎么说……

女书记说：我是说，他还有啥要求？

信访局长忿忿地说：他就是个滚刀肉。他要的多了，过去一张嘴就要赔他多少多少钱，狮子大张口！现在，他又说他要一个家！

女书记说：给他一个家。别让他跑了，影响太坏。

信访局长带着哭音儿说：他是胡搅蛮缠。说是要个“家”，其实是想要个女人，我上哪儿给他找女人？

女书记说：是啊。这是个问题。可他这么大岁数了，无儿无女，怪可怜的……这样吧，不能任他胡来。女人找不来，家可以给。

信访局长怔怔地，不知该怎么办，说：这，家……

女书记说：这样，跟颍河镇打个招呼，把他送福利院。给他个养老的地方。

信访局长看书记态度坚决，也只好去办。在颍河镇，谁都知道梁五方是滚刀肉，难缠的主儿。镇上的干部本来还想推掉，可书记亲自打了电话，也只好办了……当信访局长办好了手续，带人带车要把梁五方送福利院的时候，他还不去。他说：你饶了我吧。我习惯了。我一个人走走。

局长说：不行。这次是强制性的。你告到天边也没用。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仍是在镇上的福利院里。

我还听说，这个福利院是蔡总蔡思凡投了资的……

我记得先前去看过他一次。那时候，他还显得有些呆滞。那是九月的一天，秋阳高照，梁五方坐在阳光下的一张椅子上，跟几位流哈水的老人坐在一起……我说：五叔，还认得我么？

他仍是怔怔的，嘴里喃喃地说：麒麟，龙麒麟……

我说：五叔，是我呀？我把那株石榴买下来了。

他说：来了，车来了……

我说：五叔，别装了，我是丢……

他说：政府，老实，我老实。

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已经没有“星星”了。

后来就不一样了。后来，在梁五方六十八岁的这一天，我再次到镇上的福利院去看他。他坐在阳光下，正在给人算命呢。在这个福利院里，院里院外，停满了车，都是来找他算命的……我看见梁五方，五叔，静静地坐在那里，就像是岁月一样，挺吓人的。可他不时眨蒙着眼，给人说着什么的时候，一时，又很神秘地笑了。

难道说，这就是涅盘？那么，我要问，六十八年前，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

在这里，我还要告诉你，在我进城之后，梁五方每次找我时，手里都拿着一张“白条儿”，那“白条儿”是老姑父写的。我曾收到过老姑父的许多“白条儿”，有的写在烟盒纸上，有的只有二指宽，每张“白条儿”的第一句就是：见字如面……我怀疑，后来的那些“白条儿”，很可能是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