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2/2页)
就在这时,吴玉花牵着孩子从人群里走出来,抖手给了他两耳光……尔后,她一句话也不说,牵着孩子扭头就走。
老姑父就此蹲了下来。在无梁,老姑父入乡随俗的第一个姿势就是“谷堆”。“谷堆”是个象形词,就是蹲下的意思。老姑父“谷堆”在地上,很狼狈地靠着那棵挂钟的老槐树,平着脸色,略显尴尬地说:啥事?啥事吧。
老姑父的裤腰带断了,谁都知道这不是尿尿的问题,可人们还是信了。在无梁,凡是有职务的,只要给一个理由,人们就信。人们是心里不信,脸上信。于是人们不再研究“裤腰带”的问题了。
小学校长苗国安给老姑父说了推荐上大学的事……尔后说:抓紧吧。三十个村子,就剩一个指标,听说明天就上会定了,是不是得送点礼呀?
此时此刻,全村人异口同声地说:送!这得送。
这一个“送”字,经全村人的热喉咙喊出来,显得铿锵有力。
那会儿我就躲在老姑父的背后,他靠着树的阳面,我靠着阴面。我不禁脸红了,心里怦怦乱跳。那时候,我还会脸红,此后就不会了。
人们都在等着老姑父说话,可老姑父就是不开口。我知道老姑父不开口的原因,这是逼着他去找公社武装部长老胡,老胡是他的战友,这是让他去给老胡送礼……他不愿去求老胡,他还想给自己留一点尊严。
可这一次,全村人不答应了。人们像“森林”一样地围着他,立逼他说话。“送”是必须的,人们甚至开始议论送什么的问题了。有的说,队里不是还有几桶小磨油么?有的说,代销点有烟,赊上几条好烟。有的说,光烟不行,还得有酒……
事关前途,我心里很急。我喉咙是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把他从地上拽起来。这时候,我是多么感谢村人哪,我看见我的心都跪下来了!
人们的目光再一次把老姑父给淹了。在目光的海洋里,不光是一个“送”字,还含有“裤腰带的问题”。老姑父再三说是“绷断的”,可人们不听他解释……这几乎是一种威胁了。再说了,这里边还有善的含意。我是一个孤儿,他们是在帮助一个孤儿,这就是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道理后边都包含着很多因素。可人们只说道理,不说“因素”。老姑父显得很无助,他“谷堆”在那里,就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老姑父已无处可藏。这时候,他不可能回家,他回不去了,家里也面临着一场战争。老姑父很艰难地站了起来,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我不要“脸”了。
这天夜里,老姑父骑着那辆破自行车给人送礼去了……老姑父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回来。也许,那天夜里他在老胡的门前蹲的时间太长了。他是很想要“脸”的,可他没有办法。他跟公社的老胡喝了一夜酒,回来把自行车一撂,就瘫倒在场院的麦秸窝里,人像是生了一场大病!
可人们还等着他回话呢。当人们把他围起来的时候,他眼都没睁,只喃喃地说了两个字:妥了。
我承认,我上大学跟你们不一样,我不是考上的,是“送”出来的。那时候三十个大队抢一个名额,可这个名额最终让我得到了。那是用全村人的油,还有烟酒和老姑父的脸面换来的。当那张薄薄的“纸”发到我手里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么?我心里说:拜拜了无梁,我再也不用看人的脸色了。
我告诉你,不要轻看任何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形式就是内容。待我拿到那张“纸”之后,我又一次吃遍全村!人们开始用最好的饭菜招待我,用最优美的语言夸赞我,我在无梁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被人们无限放大,我不再是祸害了,我成了一个最聪明、最懂事的孩子。每一次到村人家吃酒,都由老姑父作陪。那一天,老姑父又一次喝醉了,醉了的老姑父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我冤哪,我的裤腰带真是绷断的。
在我走的那一天,全村人都来送行。我得说,这里边的情愫是很复杂的。首先,这又是一次善的集中体现。其次,在他们心里,我已约等于“官”了,他们送的是一个未来的“预备役官员”。可不管怎么说,我的被褥,是村里女人们套的,我的脸盆,是村里给买的,还在我的兜里塞满了柿饼和鸡蛋……女人们哭了,我也掉了泪。女人们围着我问:丢儿,还回来么?我说:回来,放了假就回来。可我还是有一种“放生”的感觉。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那张“纸”,我什么都不是。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以为,这将是一次成功的逃离。可是,我错了。
老姑父跟吴玉花的战争是旷日持久的。
那天的“裤腰带事件”是个***。当老姑父回到家之后,吴玉花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一把把刚一岁多的小三儿从床上拉起来,倒着提在手里,恶狠狠地说:一窝吃里扒外的货,摔死算了!
老姑父吓坏了,老姑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三儿。吴玉花一连生了五个孩子,五个全是闺女,虽然只活下来三个,可终日里擦屎刮尿,她早就烦透了。在她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祸害,都是老姑父带给她的灾难。所以她很轻易地攥着小三儿的一只脚脖子儿,倒着提在手里,好像随时都会松手!
然而,这小三儿虽整个倒垂着,可那两只杏仁眼却忽灵灵的,像是在笑……
老姑父急忙冲上去跟吴玉花抢孩子,他就像一颗出膛的炮弹,倏尔就把小三儿夺在了手里,同时用脚勾倒了吴玉花。于是,在把孩子撂回床上的那一刻,两人同时倒在地上,就此厮打在了一起。两人先是碰翻了木制的洗脸盆架子,踢倒了一卷编好的席捆,撞散了一排苇子秆,尔后又用屁股拱倒了屋角里的水缸,像两只泥母猪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
老姑父家的墙上已挂满了人生的“脚印”。那脚印蜿蜒曲折、忽高忽低、且重且轻,全是在搏斗中一脚一脚踩出来的。老姑父与吴玉花的每次搏斗都是以命相抵的,两人总是头顶着头或是相互揪着头发在地上滚来滚去,屋子里边的四堵墙成了他们随时借力的地方,每一脚都跺得墙咚咚直响,墙上的石灰末四溅!那时老姑父常年穿一双两块半的解放鞋,那些带胶底花纹的半个脚印都是他踩出来的,而布底或牛皮底(两人结婚时,老姑父给吴玉花买过两双皮鞋)的脚印则是吴玉花踩出来的。两种脚印又常常会交叉重叠在一起,回环往复,就像是倒挂着的人生曲线图。
最初两人只是在屋里打,暗打,脸上会带些伤而已。后来就打出了院子,打到了村街上。可一旦到了村街上,老姑父就决不还手,那就成了吴玉花一个人的死缠烂打。吴玉花的骂声就像是村中广播碗里的“新闻”一样,每晚准时播出。那骂声像爆豆一样从她的薄嘴唇里迸发出来,鲜艳、凌厉、脆!就像是相声演员说绕口令,既含蓄而又泼辣,既生动而又斑斓。有人说她是得了村里最会骂人的七奶奶的真传。她打头的第一句总是:你还是人么,你荞麦面打糨子,你兔子屎编辫儿,你城隍庙贴膏药,你还要脸么?!猪、狗、黄鼠狼……开初时人们还劝一劝,此后就不再劝了。
其实,老姑父早就不要脸了。他的脸已烟化在无梁那无边的田野里了。
客观地说,虽然是传闻,老姑父也许难免会有作风问题。而我不想再说传闻中那些跟他有牵连的女人的名字了。她们是我的乡亲。也许吧,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日子里,她们是很需要“哈一下”的。再说,老姑父的日子也太困顿了,他在无梁村的岁月里终日苦哈哈的,回到家不是吵架,就是打架,也太需要宣泄和滋润了。或许,这里边还有风俗的原因,有情感的原因,那由一个人“领”出来的席,在无边的田野里,在缀满星星的夜空中,铺下的一张张流动的床,不就是让人睡的么?在无梁,“睡”也是有两说的。
此后就是“游击战”了。老姑父每晚领着一张席到处走……吴玉花就四处侦察、围追堵截。吴玉花常常是一手夹着那最小的孩子、一手打着手电筒在暗夜里快步走着,从场院到河边,再从河边搜到苇荡,她的搜索范围不断地扩大,她的长杆子腿一个晚上可以围着村子走几十里地仍不知疲倦。有时候,已是下半夜了,她还会去拍一个寡妇的门,看老姑父是不是睡在了人家的床上!
长年累月的家庭战争把吴玉花锻炼得就像是警犬一样,她能随时随地在风中分辨出老姑父的气味。她还能从气味中发现异样的情况,比如沾在老姑父身上的一根长头发,或是在苇荡里发现了空火柴盒子,或是挂在芦花上的一节红绒绳……一旦发现了这些蛛丝马迹,她就高度兴奋,穷追不舍。有时,她甚至还会在黑夜里对着星空不管不顾地大声喊道:抓贼呀,抓光屁股贼呀!她的手电筒是加长的,能照出半里远。那一条光的长线一次次抛在夜空中,照得无梁人四下躲闪。
老姑父也有一支手电筒(那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年用助学金买来送给他的。老姑父虽然每月有七块钱的伤残补助,可这钱他一分也得不到,都攥在吴玉花的手里),无论是在场院、苇荡或是田野里,每当两支手电筒照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两个脸上那刻骨的仇恨。每一次,当吴玉花手里的手电筒照在老姑父脸上的时候,吴玉花脸上就会出现一丝诧异的神色,她像是在问自己:我怎么跟这个人在一起呢?而老姑父却是沉默的,他总是很快就把手电掐灭了,仿佛不忍看那岁月的残酷。
这仇恨都是在困顿的日子里一天天积攒下来的。日积月累,久而成仇。我猜,在他们两人之间,仇恨竟然演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有时候,两人从一起床就开始对骂,你骂我,我骂你,就像是吃炒豆一样。他们二人常用的话语是一个字:死。每当这个字从牙缝里跳出来,都像锯齿一样节奏明快、铿锵有力:“死鳖。”“死去吧。”“死外边。”“死心眼子”……可两人自始至终谁也没有提出过离婚,谁也不说离婚。
也许,在精神层面上,老姑父需要“战争”。他打过十六年仗,如今在没有炮弹呼啸的日子里,他有些无所适从?难道说他已习惯于“紧张”,他仍需要一个敌对者,需要时刻绷紧脑海里的那根弦么?不然,如果哪一天,老姑父回家后发现吴玉花不在,没有人跟他聒噪了,他就会忍不住问上一句:你妈呢?
后来,我发现,在情感上,“仇恨”和“依存”居然可以结伴而行。对于吴玉花来说,那是一种日子与日子的对垒。是精神上的纠结与胶着。你看着我,我盯着你,宁可化成灰,谁也不放过谁。这里边竟然还有温情的成分,有对既成事实的默认,有以敌对为外壳的相互间的照应,还有一种看似荒唐的对手间的默契……比如,冷不丁的,吴玉花也会问一句:那老不死的,你爸呢?
日子像流水一样,那无尽的詈骂就成了不断泛起的一朵一朵的浪花;是用锯子拉出来的如歌的行板。如果哪一天两人没有吵架,倒成了很让人诧异的事。连村里人都会说:稀罕,咋没声了?
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老姑父最小的女儿,就是那个出生第五、排行老三发高烧侥幸活下来,仅有六岁名叫苇香的孩子,居然在一天晚上趴在老姑父腿上咬了一口,几乎咬下一块肉来!
苇香从一岁起就偎在母亲的怀里去寻找父亲。她的眼睛特别适应黑暗,在黑夜里她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两只手紧拽着母亲的衣襟,任吴玉花带着她到处奔走。吴玉花的咒骂声伴着她走向田野,走向苇荡,走向炕屋和磨坊……在长达五六年的时光里,小苇香在母亲的咒骂声中茁壮成长。母亲从来没有给过她好脸色,不是打就是骂;而虽然很少回家,却特别疼爱她的父亲每次都会偷偷地给她塞块糖吃。
可是,当她长到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两人在苇荡里又厮打在了一起……而此时此刻,小苇香突然跑上来,趴在老姑父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时两人都愣住了,老姑父已伸出了打人的手,可他的手还是无力地放下了。他突然大声咳嗽着,满眼都是泪水。因为他看到了一双喷溅着仇恨的眼睛,这双眼睛里爬满了蜇人的蚂蚁,那都是在黑夜里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吴玉花已成功地把仇恨种植在了这个小女儿的心里。
从此,吴玉花有了帮手了。
欠债总是要还的。
当我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之后,老姑父给我写的第一张条子,就是要我去寻找苇香。
此后老姑父又给我写了无数个“见字如面”的白条,一直写到我在学校里无法生存,辞职下海为止。这也是我仇恨老姑父的原因。
十七岁的小苇香是突然之间失踪的。那时候她正上高中一年级,在学校里已经有了绰号:“小洋马”。她的母亲曾经被人称作“大洋马”,她现在已经出落成“小洋马”了,漂亮是不必说的。暑假里,在“小洋马”回到无梁的第三天,她突然失踪了。
一时间村子里有许多传言,议论纷纷……最靠谱的消息是,她被一个骑着摩托到村里收购头发的小伙子拐走了。
为此事吴玉花跟老姑父又打了一架。两人除了互相责骂、大打出手之外,就是心急火燎地分开四下去找……他们甚至还报了警。
可是,三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查到苇香的任何消息。于是老姑父就让人给我捎了一张条子,让我帮着去寻找蔡苇香的下落。
我已欠下了无梁那么多的人情,老姑父的“条子”自然是不敢怠慢的。于是,我骑着借来的一辆自行车在颍平城里整整寻找了三天,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旅店,每一个派出所我都去过了,我还托了一些在政府工作的大学同学,让他们也帮着查找,可一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苇香的任何消息。不得已,我只好硬着头皮回了一趟无梁,专程向老姑父禀报情况。
然而,当我带着礼物赶到老姑父家的时候,老姑父却不在家。我问吴玉花:花姑,老姑父呢?吴玉花冷冷地说:死了。
那一天,当我找到老姑父的时候,老姑父又喝醉了。他躺在场院的麦秸窝里,成了一摊泥,怎么也喊不醒。
在无梁,在长达数十年的时光里,在村人的抬举下,老姑父经历了由陪酒到馋酒再到醉酒的复杂过程。如今,他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他已成了人们说的那种“熟醉”,一喝就醉。有几次他醉的很不像样子,被人们从家里抬出来,晾在村街里的一张席上。据说,那天老姑父吐得一塌糊涂,等他醒来时,他身边卧着两条狗,一只黑狗,一只黄狗,狗也醉了。
这个“狗醉了的故事”在无梁传开后,很是影响老姑父的声誉。人们再见老姑父的时候,眼里就多了些不屑。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随着政策的不断变化,人们需要老姑父给“哈一下”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当他在村街里行走的时候,人们脸上的笑容就淡了许多,对此,老姑父肯定是有些失落的。
这年冬天,我在省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却在无意之间,阴差阳错地碰到了苇香。
我说过,我本是立志要当一个学者的。那时候,我虽然只是省财贸学院的一个讲师,可我已在学术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省内也算是小有名气。在这次研讨“平原部落文化”的会议上,我碰上了一个已小有职权的同学,那时,他已官至副处。读研究生时,我跟这位绰号叫“骆驼”的同学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三年,感情还是有的。一天晚上,当我与他争论平原文化到底是“脸文化”,还是“脚文化”的问题时,他突然对我说,吊吊灰,我带你去个地方。我说,你知道我不喝酒。他说,不让你喝,就是让你开开眼界。尔后他说:洗个脚。
那天晚上,在省城那条最繁华的大街上,骆驼把我领进了一家“脚屋”。这家挂着红灯笼的“脚屋”门面并不大,里边却别有洞天,进门后是一条长廊,对着长廊是一间间写有牌号的格子房,同学走在前边,我懵懵懂懂地相跟着,心里怦怦乱跳,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就在这时,随着一声“请”,骆同学进了一间格子房,当我跟着他也要进的时候,骆同学回头狡黠一笑,给我指了指隔壁的一个房间,说:哥们儿,背背脸吧。尔后就昂首走进去了。我愣了一会儿,在一个小伙子的导引下,进了另一间格子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洗脚”。说实话,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脚是如何“洗”的。
那是一间很简单的格子房,绝不像现在的“洗脚城”那么浮华。里边只有一只沙发和一张单人的按摩床。我有些忐忑不安地坐在那只沙发上,尔后我就看见了苇香。
苇香是端着一个木盆进来的,木盆里盛了泡有草药的热水……当时我已经惊呆了,就那么木然地坐在那里,看着苇香。离开无梁那么多年,苇香早已认不出我了。可我还能认出她来,她右边的眉头上有一颗痣,按古人的说法,这叫眉里藏珠,是大福大贵的命。可苇香却跑到省城给人洗脚来了。
虽然她的穿着跟城里人没有差别,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我能认定她就是苇香,并不是单凭那颗眉痣,我是闻到了一种气味,来自无梁村的气味。那气味是在无梁的熏风里日积月累泡出来的,就像酒一样,是洗不掉的。
我惊呆了的另一个原因是苇香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她甚至比她母亲年轻时还要漂亮。据我的观察,苇香身上已没了未婚姑娘的那种青涩。她就像一个熟透了的鲜艳无比的桃子,两只大美眼忽闪忽闪的,胸脯圆润饱满地挺着,一件粉红色的裙装把屁股兜得紧绷绷的,衬得细腰宽臀,前凸后翘,真就像她的绰号,一匹活色生香的“小洋马”。
她蹲在我的面前,一边用夹生的普通话说:先生,我是二号,很愿意为您服务。一边给我脱着鞋袜……我那会儿身子一阵发紧,简直不敢看她。当她把我的两只脚送进热水盆里的时候,我才打了一个激灵,从尴尬的处境中摆脱出来。
于是我试着问她:姑娘,你家是哪里的?
苇香说:山东。——那时候,她已经学会说假话了。
我说:听着像本地口音哪?
苇香看了看我,说:搭界。
我说:不对吧?听口音……
她飞了我一眼,说:先生,你查户口呢?
这时候她正抱着我的脚用力地揉搓着……我心里一酸,突然想起了老姑父,我看见老姑父在槐树下“谷堆”着,一脸的沧桑。曾经的炮兵上尉决然想不到,此时此刻,他那如花似玉的女儿正在省城的一家“脚屋”给一个陌生的男人按脚呢。算起来也有十八九年了,她给她的父亲洗过脚么?
我又一次小心翼翼地问:姑娘,你出来做这个,你家里知道么?
苇香不回答。苇香说:先生,我们这里有泰式,有港式,有全套,你做么?
我又一次试探说:你一个姑娘家,家里多操心哪……
苇香说:港式的一百六十八,泰式的二百六十八,全套带打飞机四百六十八,很舒服的。
我迟疑着说:全、全套?
那时候我只是个穷书生,囊中羞涩,我惊讶地说:这、这么贵呀?那洗脚呢?
苇香说:光洗脚八十。做个全套吧,又不用你付钱。
我连声说:不,不不。太贵了。
那时候,掏八十块钱洗个脚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我的莫名惊诧一定是让苇香看到了,她的嘴角稍稍撇了一下,有了一点让人看不出的蔑视。我甚至读出了她那无梁口音的潜台词:穷酸。充什么大蛋!这地方是你来的么?
我说过,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洗脚屋。脚洗了四十五分钟,对我来说却如坐针毡。我不知道我后来是怎么站起来的,在我将要离开那个格子房的时候,我突然多了一句话。我回过头来,望着她,说:苇香,还是回去吧。
苇香突然抬起头,像麋鹿一样警惕地望着我,说:先生,你认错人了吧?
我说:我不会认错的,我就是无梁人。
苇香的眉头耸了一下,脸突然红了。她看着我,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她像是陷入了回忆之中,一直在搜索记忆信号……末了,她的眼睛眯了一下,再次撇了撇嘴,用戏谑的口吻说:先生,想泡我是吧?别来这一套,我见的多了!说完,端着那个木盆,快步走出去了。
我当夜就给老姑父打了电话,老姑父是坐火车从颍平匆匆赶来的。我去火车站接上他,直接去了那家“脚屋”。一路上,老姑父反复问:是她么?真的么?我只是点点头。我实在不好意思说,正是他那如花似玉的女儿给我洗的脚。
可是,当我们赶到时,却扑了个空。那个脚屋的老板说:什么二号?我们这里根本就没这个人。我跟老姑父不容分说,闯进去一个屋一个屋挨着找,终也没有找到。正是我多了句话,苇香才走的。茫茫人海,又到哪里去找呢?
老姑父蹲在地上,像孩子一样哭了。
老姑父的眼是后来失明的。
据说,自苇香失踪后,老姑父与吴玉花不再打架了,也打不动了。村里人还以为两人终于和好了。可战斗并没有结束,两人回家后互相瞪着,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在吴玉花,那一眼一眼的全是鄙视。老姑父呢,那情愫就显得更复杂一些,有迷茫有恍惚还有悲凉。几十年过去了,他的眼看人都看花了,可他的内心仍……矛盾着。唾沫都吵干了,还说什么呢?两人几乎没有话。没有话的日子更为可怕。那就像是情感的灯油干了,熬尽了,剩下的只有沉默。
老大出嫁了,老二也出嫁了,家里就剩下两个人了。两个人的日子,一个在酒里泡着,一个在恨里泡着,就剩下瞪眼了。对外,两人还保持着最后一点体面。凡有人来,吴玉花就“嗯”一声,那意思是说,找你呢。此刻,老姑父也会“嗯”一声,这成了两人之间最后的默契。这时候,老姑父的伤残补助已增加到一百二十块了。这每月一百二十块钱的卡仍在吴玉花手里攥着。老姑父喝酒也只有靠支书的身份了。可他老了,面临改选,那身份越来越不值钱了。有时,每当钱取出来的时候,老姑父也偷过两次,一次拿十块二十块的,可被吴玉花发现后,藏得更巧妙了。这几乎成了两人间的一种游戏,一个藏,一个找,四处翻着找。可二人之间仍是什么也不说,恼了的时候,就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恨恨的。瞪眼不算什么,这还算是一段相对安宁的日子。
那年冬天,村里改选后,老姑父不再是村支书了。可他的眼却得了很严重的白内障,仅通一点路,几乎就算是失明了。
老姑父常常一个人在村口的大石磙上坐着,闻着风里的声音,找着跟人说话。村里人从他身边走过,有时会给他搭句话,有时就走过去了。他默默地坐在那里,一脸的怅然。每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慢慢地站起身,拄着一根棍子摸着走回去。
那时候,老姑父曾托人给我捎过一个口信儿,说他“想听听国家的声音”。可信儿没有捎到(一直到他去世,我才知道,他是想要一个价值二十六块钱的小收音机)。拍着良心说,我不是找借口,我只是……等我听说后原打算要给老姑父治眼的,可不幸的是,那些年,我一直在奔波之中。当我定下心,要给老姑父治病的时候,我又……此后,说实话,我已自身难保,顾不上他了。
可就在这时候,离家出走十多年的苇香却突然回来了。
苇香回无梁,又一次造成了全村人的轰动。那是夏日的傍晚,苇香坐着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回到了村里,橘红色的落日映在那辆出租车上,就像是一团红色的火焰突然降临在村子的中央。
那时候,老姑父拄着一根竹竿在村头一个废弃的石磙上坐着,就像是一堆灰。当苇香坐着出租车从他身边开过去的时候,他只是闻到了久违了的汽油的气味,还有一股子他说不出名堂的香风。
村里的女人们立时就把苇香围住了,她们叽叽喳喳地感叹着,一个个说:苇香啊,真是苇香回来了!啧啧,都认不出来了!
苇香身上穿着一条米黄色的飘裙,脖子上挂着一个黑十字纯金项链,衬着她那雪白的肌肤,高耸的胸脯,更显得成熟饱满、美艳无比!她看上去就像是仙女下凡一般,莲步轻移,下车后她仅走了两步,那高脚酒杯样的鞋跟儿在地上“嘚儿、嘚儿”地凿出了两个羊蹄状的印痕。顿时,那声响像是在敲打着众人的心。于是,女人们一个个狠下心来,指着村口,说:苇香,你爸,村口那人,就是你爸呀。
苇香站在那里,仅朝着远处望了一眼,说:是。我爸。我没花过他一分钱。尔后就提着皮箱,挎着手包“嘚儿、嘚儿”地回家去了。
老姑父仍然在那个废弃的石磙上坐着,一直坐到天黑。老姑父想女儿都快要想疯了,可女儿回来了,却看都不看他一眼,老姑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有好事的女人跑到他跟前,说:老蔡,你家苇香回来了,坐卧车回来的。他说:哦,回来就回来吧,我又看不见。
据说,苇香回村后,一下子就与母亲吴玉花搂在了一起,又抱又亲又哭的,两人叽叽喳喳地说了一夜体己话……吴玉花也许是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她也是如花似玉呀。不免心里百感交集,抱着女儿大哭一场!
还有人说,苇香回家后,对父亲十分冷淡,甚至连句亲热的话都没有。一再重复的只有一句话:这屋里啥味?妈,这屋子里怎么这么大味呢?而吴玉花总是撇撇嘴说……老不死的,你别理他。
每当她一再重复这句话的时候,老姑父就悄没声地拄着那根竹竿走出去了。
一天,老姑父在村路上截住了苇香,他对着空气说:给你丢哥捎个信儿,就说我想听听“国家的声音”。苇香说:啥音儿?你眼都瞎了,还听个啥?老姑父说:你不懂。他懂。苇香说:我就知道,你操他的心,他啥鳖孙人呀!你以为他还在学校教书呢,早跑得没影儿了。老姑父说:他,上哪儿去了?我就让你捎个信儿……苇香说:屁。一个穷酸!你就指望他吧。老姑父气了,说:你给我站住!苇香说:我忙着呢,没工夫跟你扯闲篇。老姑父举起拐棍,在村路上一阵乱抡!可苇香早走得没影了。
很快,人们就知道苇香挣了大钱了。苇香回来不久就让村里批了一块地,十天之后,一座三层小楼拔地而起,而且里外都贴了瓷片!
这是村里盖的第一座小白楼,很扎眼的。当一挂鞭炮响过之后,全村人都跑来看……人们一声声地感叹说:有个好闺女,就是不一样啊!
可老姑父却拒绝到新房里去住。老姑父把苇香叫到灶房里,很严肃地说:苇香,我问问你,钱是哪儿来的?
苇香随口说:挣的呗。
老姑父说:怎么挣的?你干什么挣这么多钱?
苇香一下子恼了,苇香先是赏了他一口唾沫,苇香把唾沫吐在地上,恨恨地说:你瞎着个眼,问啥问?你管我呢?你操过我的心么?你操过家里人的心么?一个上大学的指标,就说那时我小,你给我姐也行啊,你给了那兔崽子……
就在这时,吴玉花冲进来,一连赏了老姑父六口唾沫……呸呸呸呸呸——啊呸!
老姑父伸手去抓竹竿,可那竹竿一下子就到了吴玉花的手里,紧接着连跺带踩,顷刻间断成了一节一节的竹片!
老姑父的嘴一下子就歪了……老姑父中风了。
老姑父刚得脑中风时,两人都吓坏了,当即就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可是,在医院里挂了几瓶水之后,待老姑父稍稍好了些,苇香又急着回城里去,于是两人一商量,就又把老姑父拉回去了。
苇香这次离开村子虽是悄悄走的,却一下子带走了六个姑娘。苇香回村从没说过城里的一个字,有人问了,也只含含糊糊地说是倒腾衣服之类……可这六个姑娘却执意要跟她走。
据说,一天早上,天不明的时候,苇香带着六个姑娘悄悄地走了。村里人的目光很含糊,就像是预见了什么,可谁也不说。
据说,老姑父回村后,虽然已口齿不清,却用手指着,执意地住在了老屋里。最初,吴玉花每天还会给他端饭吃,一天给他端个一碗两碗的,吃不吃就随你的便了。可老姑父半边身子不能动,大小便都几乎不能自理,屋子里自然臭烘烘的。偶尔,出嫁了的大女儿回来,会给他收拾收拾,可大女儿又不常回来……所以,吴玉花再进老屋时总是捂着嘴,把饭碗放下就走。
据说,有一段时间,在大女儿的哀求下,吴玉花也曾经请了一个乡间的老中医给老姑父治过病。老姑父头上扎着一头的银针,由大女儿和大女婿扶出院子,尔后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在村路上往前挪,惊心动魄地走了十几步远……就此,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的老姑父终于看到了蓝天。
据说,有那么几日,老姑父瘫着半边身子,头上扎着一头银针,天天像孩子一样在村街里艰难地、一步一步地挪着学走路……村里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那是怎样叱咤风云的一个人,如今却落到了这步境地?!那就像是对病态的一种残忍的展览,谁看见都忍不住想上前扶他一把,说:天哪,老蔡,你咋这样了……可最终都被吴玉花喝止了。吴玉花像是押送犯人一样跟在他的后边,一迭声地说:别扶他,别扶。他能走。他会走。让他自己走,练练。老姑父就歪着身子自己走,一步一步……那情景惨不忍睹!后来,老姑父在学步的路上又摔了一回,此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还是据说,日子长了,擦屎刮尿的,吴玉花也侍候烦了。有时候,吴玉花也逗他,她会长时间地看着这堆“灰”,说:老不死的,你把手举起来,我看看。老姑父就试着举那只瘫了的左手,可他使不上劲。吴玉花就说:举两只手,两只手都举。老姑父就听话地、一高一歪地举起两只手……这时候,吴玉花突然想起了什么,说:老不死的,你投降了?你也有投降的时候?你瞪我干啥?你瞪你瞪你瞪!……说着,就再赏他一口唾沫!
还有的时候,吴玉花嘴里正嚼着一点什么,见老姑父瞪她,就“呸”上一口。有一天,她嘴里正好塞满了石榴籽,家里的石榴结果了,又大又甜,她吃了半个,把半个放在窗台上,就那么手里端着一碗饭,塞着一嘴石榴籽走进了老屋。那时候,老姑父正歪着瘫了的半个身子在撒尿……屋子里尿臊气四溢。把吴玉花呛得一嘴石榴籽喷在了老姑父的脸上!骂道:老不死的,糟践人也不拣个时候!啊呸!
老姑父歪在那里,一脸的石榴籽,一脸糨糊糊的石榴汁液。可就在这时,老姑父嘴一歪,突然笑了……他的笑容一定很狰狞。
吴玉花放下碗,匆忙逃出了老屋。
据说,老姑父是二〇〇二年秋天去世的。
是的,我没有参加老姑父的葬礼。这也是我至今愧疚不已的。
那时,我早已辞职下海了。为了远离我这帮乡亲,为了躲避老姑父那源源不断、几乎要把我逼疯的“白条”……我一气之下逃到了上海,成了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黄马甲”。后来这十多年里,已经跟村里没有任何联系了。
据说,老姑父的葬礼声势浩大、极度哀荣。蔡总,蔡思凡女士,也就是过去的蔡苇香小姐,现任平原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一下子请了四班响器对吹,无梁村一街两行站满了看响器的人们。在“喜洋洋”、“百鸟朝凤”及“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的音乐声中,悲痛欲绝的蔡思凡女士曾哭晕倒过去三次!
吴玉花也哭了。他们虽然打了一辈子架,吴玉花还是掉泪了……
在葬礼上,吴玉花对人说,老姑父走得很平静,脸红扑扑的。那天中午还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好好的,下半夜就咽了气。可另有人说,吴玉花半个月都没进老屋的门了。还有人说,蔡总真是个好女儿,在老姑父临去世的那些日子里,她曾多次专程从城里赶回来,一次次进出老屋去看望他的父亲,一点也不嫌脏,可真是孝顺哪。
这些都是“流窜犯”梁无方后来告诉我的。无方是个“上访专业户”,他一生都用在告状上了。我是在出差途中碰上梁无方的。五方又到北京上访来了,在北京火车站一个角落里,我碰到了他。我请无方在餐厅里吃了顿便饭,喝的是小瓶的二锅头。五方喝了酒之后,就随口告诉了我老姑父去世的消息。当时我愣住了,面有愧色。
我原以为,欠老姑父的人情,该还的都还了,还要怎样呢?可是……我甚至暗暗地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老姑父如果在天有灵,为什么不给我托个梦呢?
可就在这时,五方吐着一嘴酒气说:其实,老蔡没有死。
我又一次愣住了,我说:方叔,你啥意思?
五方说:老蔡成了一棵树。
我说:方叔,你到底啥意思?
梁五方朝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声音说:我是说,老蔡进城了。老蔡的头,在省城盆景园一个大花盆里栽着呢。
我说:方叔,你喝多了吧?
五方说:不多。就小二两酒,还是二锅头……接着,他又说:丢儿(他叫我的小名),你听我说。全村人,就我一个儿没使“封口费”。所以,这话我敢说。换换家儿,没人敢告诉你。
我吃惊地望着他,说:封口费?
这时,梁五方突然伸出手来,五方说:爷们儿,给俩吧,意思意思。你给俩钱,我就告诉你。这叫“信息费”,如今讲这个,你看着给。
我先是怔了一下。尔后我从兜里掏出皮夹,从里边抽出一叠钱,大约有两千,放在了五方的面前。五方看了,说:够一句。
往下,五方的话说得我心惊肉跳,好久都没回过神来……是啊,世道变了。可再怎么变,在平原的乡村,也不该出这样的事。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也不敢相信。我看着梁五方,期望着在他脸上能读出点什么。虽然是酒后,梁五方仍不像是在说假话的样子。他眸子里是有亮光的。可我还是不敢相信……我现在连真假都分不清了。
听了梁五方的话,我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相信这会是真的。我告诫自己,从“流窜犯”梁五方嘴里也说不出真话来。
可是,分手后,当我走进软卧车厢的时候,突然觉得心里很痛,像针扎一样痛!我的公司总部在深圳。回到公司后,我一连数天心神不宁,夜里也开始做噩梦了。有一句话,像炸雷一样不时在我耳畔响起:给口奶吃!给口奶吃……我明白,我是欠了债的人,老姑父的人情,我是一生一世也还不清的。
后来,我按梁五方的指引,去了一趟省城的盆景市场。
在市场上,我挨着走了一遍。在一盆标价一百二十万、名为“汗血石榴”的盆景前,我站住了。那一刻,我的心怦怦乱跳。我说不清是为了什么,这难道说是一种感应么?
这时,盆景园的老板走过来,说:先生,这可是我的镇园之宝,想要?
我说:这盆石榴,一百二十万?
老板说:你如果真想要,借一步说话。
于是,我跟着这位老板进了里间的一个摆有茶具的花房里。进了花房,老板让人泡上茶,尔后对我说:先生,我在这里说的话,出了门就不认了。不瞒你,这株石榴是我七十万进的,养了三年了。这株石榴跟别的盆景不一样,是用血肉喂出来的。
我望着老板,老板脸上一层油。我说:牛肉还是羊肉?
老板低声说:我往下再谶一句,可别吓着你。你看这个盆特别大,它的最下边,垫着的是一颗人头。
我说:人头你也敢卖?
老板说:不是我卖人头,我卖的是盆景。至于它下边埋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但是,我之所以敢卖这么高的价,它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你,就这株石榴,它一天一个价,你出了这个门,改天再来,说不定就是二百四十万了。
我已在生意场上泡了这么多年,我知道老板话里有诈。可我不想再讨价还价了。假如老姑父在天有灵,他……我说:这盆石榴我要了,但我有一个条件。
老板说:你说。
我说:你必须告诉我,这株石榴的来龙去脉。说说,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老板朝周围看了一眼,尔后,探过身来,低声说了一些话……
我说:真的么?
他说:不打诳语。
……如今这株石榴就摆在我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个带有花卉图案的橙红色的大盆,花盆巨大,就像一只半截缸那么大,盆中的石榴长势很好,树干和枝条都是经过最高级的盆景师修饰过的(上边有铁丝捆扎过的痕迹),虬虬髯髯地塑造成了迎客状,它甚至还结出了两个大石榴。
当我把这株石榴“请”回来的那天夜里,我曾经专门搬了把椅子,坐在石榴前,想跟他说说话。可一夜过去了,“石榴”始终没有开口。有一阵子,当我歪头打瞌睡时,隐隐约约地觉得门响了一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风?
是的,我闻到气味了,来自无梁的气味。那气味一日日地熏染着我,使我不得安宁。每次从它身边走过时,我都忍不住想打烂那盆,看看下边是不是垫着人头(我甚至专门去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我说,如果那下边确实是一颗人头,不管人死没死,都是犯罪。而且,那些拿了“封口费”的乡亲,属隐匿不报,将视为同罪)……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到夜半时分,我都能听到那盆石榴的声音。那株栽在花盆里的石榴说:我想听听国家的声音。
我知道,这也许是幻觉。我也多次告诫自己:别怕,这是幻觉。可这幻觉太吓人了,足以让我颤栗,让我浑身发抖。
它说:我想听听国家的声音。
我该怎么办呢?
也许,这只是一个传说,是“流窜犯”梁五方的诳语。
可五方,曾经的梁五方,又是无梁最聪明的一个人,他会骗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