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章 风海先生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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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升麻贰钱,陈皮、丹皮、山药、当归、芋肉、茯苓、柴胡、熟地、人参、白术、泽泻各仨钱,黄芪肆钱,另加姜仨片、枣伍枚,白术需炒制,红参为首选,防风祛风止痛,症状缓解之后可不用。”万万没想到,吃老神医的药不到五副,少年已恢复八成。
“大伯,今日下午西邨门有辩会,宴州名士风海先生与权儒礼部尚书崔琰将辩天下之道,可能晚一点回来,不用等我吃饭。“张钧飞快到中午才起床,简单梳洗了一下便准备出门。
他口中的大伯便是他的老仆人,三年前他外祖父母相继去世,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就在此时,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主动找上门来,就是这个鬓角已经斑白的老男人。此人自称受少年远在西州的堂叔所托自塞外而来,本来少年将信将疑,但此人不仅拿出书信,还带来不少钱财,平常生活中不辞辛劳照顾少年,与少年相依为命。老仆人总是木讷寡言,半头乌发遮住半边脸,脸上的皱纹仿佛诉说着自己历经风霜的半生,手指干裂成一块块皮,只留下早年执剑留下的茧子。
风海先生自言信奉法家,半年前受景山学堂郭啸所邀前来访学,却不想郭啸未能与其畅谈天下之道便已然离世,临终前帮风海先生邀请当朝大儒、五经博士匡浔于西坉门辩道,崔琰则认为风海先生终归晚辈,理应该代替年迈的师父上台,因而二人相约于午后会于凤凰台。
实际上,当朝儒学分为新旧两派,以匡浔为代表的旧派儒学排斥佛道以及其他各家思想,主张从复兴古代先贤的治国理念以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其长期把持官学,又通过科举与地方势力联合在一起,虽维持了帝国的稳定,却也成为帝国变革的最主要障碍,而郭啸所倡导的则是融汇各家学说大成的新儒学,以最大的思想包容重新凝聚起各个阶层,这也是当年林从观邀请郭啸出山的主要原因,林从观想通过学问之变实现人事之变,进而实现国策之变。
那一日,西坉门的凤凰台上,两张方桌置于两端,桌上是一壶茶水,还有一叠干果,二人端坐于桌前的垫子上。
“秦制即为法制,是对古制的背叛,是一种反常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可接受,”崔琰上来就以法家往日的失败现身说法,“暴秦亡于苛法,这是有历史定论的。不知今日风海先生之法家治国学说与秦制有何不同?”
“秦亡的经验可参见汉代政治家贾谊的《过秦论》,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寥寥数语业已概括,我就不加详述了,”风海先生语气一转,“我们今天倡导的并非秦朝那种苛刻死板、没有回旋余地的治国策略,而是以礼义为纲、以法制为度,介于儒与法之间的一种治国思想。以礼组织社稷秩序,防患未然,以义联系君主臣民,调和上下,以法规范吏军商农,禁于已然,礼义为法之前提,法为礼义之手段。这样,既可以达到治理的最佳效益,又可以遏制非礼非义之行为,在朝廷与民众、自我与外界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军有所守,士有所为,商有所贾,农有所耕,社会各司其职,自然有条不紊、平稳有序。”
“一派胡言,”崔琰从垫子上站起来,“何谓礼与义?不过实现天命的工具而已,与其追求工具,不如追求天命本身。所谓天命,乃自然之法则,万物之本性。君主上承天命乃为天子,所以,只要君主作出表率,以道德教化民众,即可让民众顺应质朴之本性,自然可以约束自己。这才是治国的最高境界。”
其实,崔琰所言才是本朝儒家的主流思想,科举亦不过是该思想的助推器。
“达到全面的和谐目标,必须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达到统一,如董仲舒所言,‘远夷之君内尔不外,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把权力集中到天子手中,既可以对万民进行道德垂范,又可以实现民富国强,”谈起儒学,风海先生似乎并不是崔琰的对手,“正因如此,本朝才能成为天下之主,本朝儒学也为天下所学。”
“这一点我同意,本朝开疆扩土、富甲天下,都离不开你们儒学的推动,没有你们,就不会有本朝全盛时期的风云十六州,”风海先生接过话,“可你们的目标达到了吗?天子成为那个道德楷模了吗?”
“我们不关心天子,用吾师匡浔之语,宽松之环境、自治之社会、自觉之臣民,才是我们的终极追求。明君只是我们用以实现这种社会的有效手段。”崔琰继续说。
“可现实还不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了吗?”风海先生振聋发聩,“你们单纯想用儒学统治社会,反对国家对基层的干预,可现实是,靠制度维持的帝国骨架尚存,而靠自治维系的基层治理已经不堪一击!”
“如何不堪一击?”崔琰反驳。
“尚书大人不愿对实事而已,如今北辽崛起,草原分裂,王朝已无力去管外藩之事,西疆的商贸线已断多年,这些年,景阳城内的太平日子让帝都大员们忘了那些流民也是帝国的子民,”风海先生继续说,“这流民的根源,是农耕,是商贾。”
“先生不要越扯越远,”崔琰反驳道,“法令是整治邪恶的工具,怎能作为治国的方法呢?自古以来,明君都是慎用刑罚的,汉代以来,诸多酷刑相继被削除,无不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
“你说得是实事,但并不全面,我主张的法家并非单纯的严刑酷法,”风海先生回答,“法令是用来督查除奸的,政令是用来教导百姓的,政与法只是手段之一,而非全部。”
“可法律也是人编制的,如果人想去编织罪名坑害人,那咋办?”崔琰仍然不服气,“《春秋》要求,我们要根据罪犯内心动机好坏来定罪,法,能刑人但能让人廉吗?能杀人但能使人仁吗?所有的政法都需要人去执行,怎能避免不罔顾私情?”
“那在我看来,恰恰是儒家的工作没有做好,你们整日教导士大夫仁义道德,却连秉公执法都难以做到,岂不可笑?”风海先生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好!”风海先生的回答引来台下一片欢呼。
“诡辩!全是诡辩!”崔琰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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