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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爬起来拍拍灰，急忙小跑过去。

苏教官忍不住笑出声来：

“有事没事？”

我摇摇头接过衣服，尴尬至极。

赵天杨先我一步穿好迷彩作训服，他迫不及待地套上军绿色布鞋，压下帽檐，随后昂首挺胸冲我抬手敬礼。

“帅不帅？”

“别自恋了，不过这作训服还真挺酷。”我摸着自己的臂章，上面写了四个大字，中国武警。

“一会儿上街，回头率肯定百分百。”赵天杨低下头，仔细地抚平褶皱。

“穿好衣服的都过来领大红花，一人一个。”苏教官打开脚边的纸板箱：

“拿着它出去戴好，列队拍照。”

苏教官拿起相机，面朝27朵大红花合上左眼：

“西瓜甜不甜？”

我们异口同声：

“甜。”

回家路上，我被三三两两的目光包围，有人回头，有人驻足，身上的军装仿佛有种奇特的魔力，把我的腰杆拉得笔直，想到周嘉雨，我激动的血液在体内逐渐沸腾，我越走越快，恨不得立刻对着镜子拍下自己的英姿。

周嘉雨说，这是成熟的男人模样，她会守着那盏满月，听着我的晚安入眠，她会静静地等，耐心地等，等日出渐渐，等阳光无限。

2009年11月9日，星期一，中午12点30分，我在镇武装部门口含着热泪挥别母亲，我坐在大巴上靠窗的位置，看着她在底下啜泣，她颤动的手不停地挥啊挥，嘴里说着什么，我听不太清只能冲她拼命点头，车子发动缓缓驶离，落寞的她定在原地，我扭头望着，直到她消失不见。

母亲因我的离去而涌出的忧漫漫长长，我深深自责，只希望她一切安好。

我总共携带了两部手机，原来的诺基亚用于上交，已经被我换上了新买的电话卡，另一部是母亲特地买的老人机，功能仅限于通话和短信，这样的手机电池板相当耐用，偶尔开开机或许大半年都不需要充电，因为我的荨麻疹，母亲用剪刀把每一片药分成两个半片，买了几盒药剪了特别多，全部装在一个小瓶里，她嘱咐我，连同手机必须藏好了，别被发现，我估算了一下，这些药每两天吃上半片，大概能撑六七个月，母亲说吃完之后她会再想办法，实在不行发作起来只能忍着。

母亲所有的话我都铭记于心，大巴随着我的忐忑颠簸，正慢慢开向区武装部整合所有世博新兵，上车以前，我给周嘉雨打了最后一通电话，短短几十秒钟，我告诉她，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